真相了！副中心为什么定在了通州？真实答案揭晓！

八通寐决 · 发表于 16-11-15 09:45:11

通州究竟凭借什么“魅力”获得了“副中心”的殊荣？一直以来坊间都有各种不同的传言版本。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这其中又有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秘密！

北京“摊大饼”式的单中心扩张模式，让心脏的负担过大。另外再建一个心脏，让血液有一部分流过去，才能缓解心脏的压力。通州副中心就是这样一个辅助的心脏。

发酵：双中心的可能性

北京前门——正阳门箭楼

搬迁行政中心的出发点：保护旧城

行政中心搬迁，对北京来说并非突如其来。事实上，这一议题真正进入讨论，是在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之后。和50年前的“梁陈方案”一样，出发点也是保护旧城。当时要编制2004～2020版北京总体规划，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时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所所长，他提出一个方案，“北京如果要保护旧城，必须在空间上分离”。赵燕菁告诉我，当时中央让他们论证旧城中心区到底能盖多高。他们回复，中心区是一寸都不能盖高的，古代是多少就是多少。那么，由此带来的城市功能损失应该在新区得到解决。当时他略为夸张地形容：“要么把故宫搬走，要么把行政中心搬走，两者只能留一个。”

选择通州的理由

如果行政中心要搬，搬到哪里去呢？赵燕菁当时的建议即是通州。

“奥运会之前，有两次改变城市机构的机会，第一次是奥运场馆的选址。曾提出选在南城，带动整个城市往南走，往天津方向走。北京东南方向的亦庄作为备选方案，结果在最后一分钟被放弃。最终还是选在了中轴线以北的延长线上，理由是中轴线有历史和文化上的传承，而且机场在北边，亚运村的基础设施也在北边，而当时能让北京选上是头号任务，选不上连规划都不用做了。奥运场馆选在北边了，那地铁就要跟过去，高速公路、公共服务全都得围着，最后北京的单中心结构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强化了。”

赵燕菁说，在奥运会选址已经无法更改的情况下，当时行政中心搬迁可以选择的副中心只有东南两个方向。“在这两个方向里，副中心首先要避开其他城市功能扩张的用地。提出选择通州，则因为可以沿长安街延伸行政功能，有利于行政职能的分期迁移和水平分工；通州的对外交通，特别是对中央行政功能影响较大的机场交通条件很便捷；通州的水系发育也有相对丰富的自然素材，有利于通过设计形成壮丽的景观形象。”

当时的设想是搬迁中央行政中心

当时的想法是搬迁中央行政中心。理由很简单，中央行政及其相关附属职能在北京经济和空间上的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成为一个需求“黑洞”，任何企图逃逸出其引力范围的功能分解都不可能获得成功。比如有句著名的顺口溜：“二三六九中，全城来办公。”就是抱怨机关分散在二里沟、三里河、六铺炕、九号院和中南海五个地方，其辐射之广可见一斑。“那个时候中央找北京市要的地，全部加起来有好几十平方公里。我们就觉得，那还不如索性集中起来，建个新城，再把老城的部分功能搬过去，副中心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建起来。”

赵燕菁说，报告交到北京市，当时的市领导都有批示。“他们也认为，因为首都功能，因为旧城保护，北京的增长潜力都被抑制住了。当时市领导还说，如果中央不搬，那北京市就要搬。”

2004版总规未明确提及搬迁中央行政中心

然而，最终写入2004版北京市总体规划的“两轴、两带、多中心”方案，是一个四面开花的均衡发展方案，并没有明确提及中央行政中心搬迁。“相当于迈出去了第一步，指出北京需要进行战略性的空间结构调整，但是涉及第二步‘如何调整，却并没有捅破中央行政功能需要空间分解这层纸。”背后的原因被普遍视作一种复杂的心理“图腾”作用——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作为国家的象征，已经成为一种国民心理定式。

但是赵燕菁认为，天安门上根本没有行政办公功能，人民大会堂也基本上是一个集会的地点，而非实际办公设施，所以中央行政功能的外迁，不会对首都“心理定式”功能产生任何影响。他形容，这就相当于一个医生猜想病人绝对不会接受开刀这一最佳解决方案，于是干脆不提，转而推荐效果较差的保守疗法。但是这种拖延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使病人耽误彻底治疗的最佳时机。

为什么需要双中心

为什么改变“单中心”城市结构是最佳方案呢？赵燕菁引入一个城市经济学分析框架：“城市就像一个公司，土地是它的产品。城市间的竞争就是看谁能将自己的产品——土地——用最合理的价格卖给尽量多的城市消费者——个人或企业，从而使收益最大化。城市的收益主要来自两方面——税收和地租，而如果把税收也看作广义的地租的话，城市所有的收益都来自于土地。城市的增长总是受制于土地价格的上升：当城市扩张的好处大于土地价格上升的坏处时，城市发展趋于扩张；当城市土地价格上升的坏处大于规模扩大的好处时，城市的发展趋于减慢甚至停滞。因而，城市空间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寻找合适的空间结构，使增长的效益大于成本。”

赵燕菁分析，在传统的经济地理模型里，土地大多被假设为均质和无差异的，而现实中，城市土地的价格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并不仅仅是土地供给的数量决定的，而更多是由土地供给的区位决定的。几乎所有城市的物理边界，都可以近似地看作无限的，因为很少城市用完了其周边所有的土地，真正导致地价上升的原因是最优区位的供给不足。但问题恰恰是，在一个单中心的城市里，随着城市扩张速度的加快，中心区位供给必定短缺，而且规模越大，短缺就越严重。增加城市边缘土地，建设卫星城，最多只能在统计上压低城市的平均地价，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心区的短缺。而当城市进入高速成长阶段时，城市中心区往往已经被大量的现状建筑所包围，如果继续增加中心区土地供应，就意味着要面临巨大的拆迁成本。

因此，当单中心的机会成本达到一定程度时，城市就存在一种潜在的新的均衡可能——双中心的空间结构：此时，城市不是继续扩大原有的城市中心，而是在城市建成区之外，建设一个新的城市中心。“由于使用新的城市中心的人少于使用老的城市中心的人，新中心的地价会低于老城，但是新中心的拆迁和补偿部分也少得多。因此，如果新城市中心的价值减去征地的价值大于老城的价值减去赔偿的价值，建设新城市中心的好处就会大过在原来的中心扩张。”赵燕菁指出，城市是否采用多中心的跨越式发展模式，关键取决于城市发展的速度。“在城市规模增长速度上有一个重要的拐点，根据国际经验，这个拐点大约出现在人口年均增长率3%，并维持25年左右的持续增长的时候。超过这一拐点，建新中心的边际成本就会急剧增加。”

如今回头去看，赵燕菁仍然认为奥运会前后是北京改变单中心结构，从而转变发展模式的最好机会。“就像一辆汽车想要拐弯，必须在车开着的时候才能拐。一旦车子抛了锚停下来，再怎么打方向盘，车都拐不过去了。过去十几年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增长，是人类历史上都前所未有的。北京的机场、地铁几年间全建起来，人口一年上百万地增长，都是不得了的。现在看来，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低估了经济增长速度。”

2014年5月，下班高峰期的三里屯车辆拥堵难行。首都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叠加，让北京一直面临人口增长和环境压力

确立通州副中心是漫长发酵过程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梁陈方案，到奥运会前提出中央行政中心搬迁的动议，到2015年7月北京市正式宣布建设通州副中心，是一个漫长发酵的过程。一开始觉得不可思议，天方夜谭，过一段时间它就发酵了，最终成为现实。”赵燕菁告诉我，其实在2004版总体规划里面也有一句话，“在南苑或通州潮白河与北运河沿线的地区预留行政办公用地”，埋下了一个伏笔。

2015年10月，通州区一处房屋拆迁现场。这里将成为北京行政中心的搬迁目的地，新的城市副中心

出口：从“大北京”到京津冀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格局里去疏解北京城市功能，关键的问题是疏解什么，如何疏解。赵燕菁认为：“以往那种把‘好东西留下来，‘坏东西迁出去的疏解模式，不可能成功。因为要素就像流水，流向何方，取决于哪里更低洼。由于中央政府的存在，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公共服务存在极大的落差，只要这个落差不缩小，经济要素涌入北京的总体趋势就难以改变。要让要素从北京流向周边地区，就必须创造一个比北京公共服务更好的地方。”

要创造一个公共服务更好的地方，行政功能的转移显然是最有效的。赵燕菁认为，过去北京的城市增长并不慢，但没有把核心功能疏解出去，各种功能都搅在一起，所以无论是建卫星城还是新城，都还是在把“大饼”往外摊，中心城区的压力继续增加。“就像一个人变胖了，血液增加了，心脏的压力还会恶化。现在北京要另外再建一个心脏，让血液有一部分流过去，才能缓解心脏的压力。通州副中心就是这样一个辅助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