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惜代价治理通州运河

不惜代价治理通州运河

治理通州运河的重任时时刻刻压在封建王朝的身上，牵挂着君臣的心，什么原因，看看他们的言行就明白了。元朝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国子监主管官）在《京畿都漕运使善政记》说：“国初运处郡之粟以实京师，数日以广。大江以南，浮海而至者，岁以数百万石计。公府之储侍（积储，储备义），官府之廪（|ǐn，粮仓）稍，宿卫共亿，以及京城游食之发，其用至夥而所系甚重者也。”（92）一位殷殷学子、一位饱学的教育官员目睹了漕运的状况和作用，在赞扬漕运使政绩的碑上留下了至理名言，流传到今天，给今人以真实的信据。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2年），漕运抵通仅138万石。河南巡抚（地方最高长官）上奏朝廷，请截留江南船运来的漕米，用来接济治理黄河的费用。仓场侍郎（分管漕运仓储的户部高级官员）赵世卿也上奏朝廷，表示不能用漕米周济河工，他说：“大仓入不当出，计二年后，六军万姓将待新漕举炊，倘输纳愆（qiān错过）期，不复有京师矣。”（93）争议的结果，是明神宗未同意拨漕米匡济河工。黄河泛监给两岸广大地区造成不可估量的灾难，史不绝书，给封建王朝带来的危害也不堪设想。所以，历朝都无不重视黄河治理，征调大批民夫护治黄河。可见，截留漕米补济治河民工，确保黄河安流无险，乃朝廷要事，巡抚所请不能默然置之。但是，由于江南漕粮征远渐少，而首都官民，皇家所需渐多，国仓所储的粮米入不敷出，用不了两年，京通两处的国仓存粮露底，不用说皇家，就是那保护北京的军队和都城内的多数百姓将会等待新运的糟粮做饭，如果因为特殊情况耽误了到达日期，前都必定产生混乱，那时候就不会有北京了。此点比治理黄河紧要，所以神宗皇帝未准巡抚的奏请，不许截留漕米救济河工。仓场侍郎赵世卿不是在危言耸听，故弄玄虚，也不是在自保乌纱，自我解脱，而是深谋远虑，为巩固皇朝和首都安定而据理力争，漕运之重要则一目了然了。
清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与众兄弟争夺皇位而登基的清圣祖四阿哥爱新觉罗胤祯，才即位就抓住漕运不放，对仓场侍郎说：“粮运关系国储，必须遄（往来频繁而疾速）行无阻，始得及早抵通（通州）。自杨村（今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至通州，河道多有淤浅，粮船起到每致耽延，以致回空冻阻，并误新漕。著该督（漕运总督）严饬（chì，警告义）坐粮厅（在通州新城）查看河道，有淤浅处，作速挑浚深通，毋使阻带。并知今天津总兵官用心催赶，且天津一带地方，向有贩卖私盐等弊，粮船不许停泊，火速趱（zǎn催促、逼使义）行，直抵通州。至抵通后，速行起卸交仓。”（94）他在五年（1727年）辨月千知内阁诸官员：“仓场米石，乃国计民命在，颗糕皆当诊惜，必 座坚完，米粟方不至于霉烂。”（95）雍正帝这相隔五年是的两段话，是谆谆告诫，批示命令，表达了他急于巩固皇权的心情，实行他易于稳顿首都的举措，就是要保证漕运疏通和国仓充足，因为这是“国计民命所关”的莫大首要大如下。在他的头脑中，被通州至高无上的战略地位占据了，因为通州不仅是大运河的北端，而且是命系皇朝的国仓所在地。双关并重，任何一州一县也不可与通州同日而语。
由此而言，京通间的漕运与运河通州段的通畅则是历朝的命根了。
金章宗泰和四年（1204年），翰林应奉韩玉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当年开修了闸河（今通惠河），自通州城北潞水向中都城运粮。然而潞水这条在海陵王完颜亮已经整治用以行驶南侵战船的河流，也应得到疏浚。根据后世屡对潞河（潞水）进行治浅的记载，可以不妄地推定，在修闸河的同时不能不治理潞水，不然，潞水浅涩阻运，开了闸河又有何用呢？从《大金国志·韩玉传》的记载中，已明确表述了“开通州潞水漕渠”，潞水就是今天的北运河，在通州城的东面，咫尺之距，自北同流，而中都城在通州城西面，相距50里，潞水与中都无涉。“开通州潞水漕渠”就是疏治通州城东的潞水使通漕运，这是硕巨的工程量。而自通州城至中都城向金世宗曾两次浚修的高梁河（修后称金口河），这次修治任务主要是引水源和修闸，工程量可能经比疏浚潞水小，因此在史书记载时只泛泛述及“开通州潞水漕渠”，而未提及修闸河事。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浚通州运浪河。五月辛丑，以通州水浅，命枢密院发军五千，仍令食禄诸官雇役千人，开浚以五十日讫工”。（96）次年二月，“发侍卫军三千，浚通州运粮河。”（97）忽必烈在十六年二月麾军才灭南宋，统一了全国，战争结束，立即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稳定局面。而刚迁都燕京（大都城）不久的元廷，促进大都的经济繁荣、巩固首都的社会安定，是关乎元廷政局的国是，便在五月即调征6000军士民夫开浚通州运浪河，使通漕运，继而于次年二月，拨发守卫宫廷的侍卫军再浚，唯恐阻塞漕船。这种举动非同小可，通州对大都的影响也不同一般。
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负责水利的部门都水监官员上奏道：“通州至大都运浪河闸，始务速成，故皆用木，岁久木朽，一旦俱败，然后致力，将见不胜其劳。今为永固计，宜用砖石，以次修治。”（98）武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开始实施木闸改建石闸的巨大工程。要将通惠河上的24座木闸全部易成石闸，先拆旧闸，再建新闸，一拆一建，加大了工程量。因在漕运时节内不能拆建，不能影响运输，故只可在深秋至次年早春时段内进行，天短寒冷又不便施工，所以一程非常艰苦，进度较慢，到了泰定四年（1327年），才告浚工，连续改建了16年之久。这些年中，历经了武宗、仁宗、英宗和泰定帝四朝五个年号，若有一朝中止施工，也不能顺利完成这次改建石闸工程。就是因为此项工程关系到漕运大事，谁也不敢忽视，才得以持续兴工，中途不辍，直至彻底修毕。
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八月开工挑浚通惠河，“自都城东大通桥（今北京东便门外）至张家湾浑河口（今张湾镇村东南角，俗称下门口）六十里，兴卒七千人，费城砖二十万，石灰百五十万斤，闸板桩木四万余， （麻）、铁、铜、油各数万计，浚泉三，增闸四，凡十月而毕。”（99）这是明代一次浚涤通惠河的大型工程。此工程完成颇不容易，中间有反复。早在七年（1471年）时，漕运总兵官杨茂就曾建议明廷重修通惠河，他中肯奏称：“每岁自张家湾舍舟，车转至都下，雇值不次。旧通惠河石闸尚存，深二尺许，修闸潴（zhū水积聚）水，用小舟剥运便。”（100）当时还有另一种建议，即从张家湾开始浚疏萧太后运浪河，挑疏至今崇文区龙潭湖附近，接三里河。两种意见上奏后，明宪宗朱见深将建议下至工部去讲座，并且派遗尚书杨鼎、侍郎乔毅带部下实地勘查。二位大员访察后上奏，分析了元通惠河的利弊以及改取水源的条件，指出了三里河的危害，提出了的方案，即改引西山诸泉入高梁河南支，走护城河到大通桥闸，然后清疏元代通惠河中下游河段。
宪宗批准了工部的意见，遂调动军士，民夫9万余人，对通惠河进行修浚。才开工不久，出现了灾异，宪宗受 臣所惑，下令停止此项工程。但是主管漕运的部门以漕运事关重大为由，没有全部停工，而以4万人疏理护城河，同时引领西山诸泉的导河基本修成。至了十一年时，实在不能再拖，便命工泊 锐、副都御史李裕和工部侍郎翁世资、工诏等官员，督率担当漕运任务的士兵，按照5年前杨、乔二位的浚河方案，继续挑修通惠河。此次疏浚通惠河比元武宗至大四年只改修石闸的任务繁重，但是在停运情况下进行施工，并且人多势重，到次年六月就告成了，漕船由张家湾通惠河口梯航直抵北京城下。有记载明代浚修通惠河的工程还有永乐四年（1406年）、十年（1412年）、正统四年（1439年）、正德元年（1506年）、二年（1507年）、嘉靖元年（1522年）、二年（1523年）、七年（1528年）、隆庆二年（1568年）、天启元年（1621年）等10次，其中动作最大、治理彻底的就是嘉靖七年那次工程，此事前文有述，此不再复言。
此外，大修通州运河堤坊，也是一项重大工程，是治河工程中防水肆虐成灾的行为，与排浅淤导水行船的工程不同。但有时兼而施工，一举两得，既疏浅又筑堤，两全其美。比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按照工部的意见“浚白河筑堤”，“排通州至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即筑堤两岸，著为令”。（101）这里指明将挖去的河中沙土来构筑堤防，工程段落尤长，是整条潞河，即今北运河，全线开工，规模浩大。并且有明确标准，水深保证达到1.5米。其实，以清淤之土筑堤的举措并不是此时发明，早在成会十三年（1477年），管理河道的工部郎中杨恭就提出了这套治河办法。这年七月，大雨滂沱，潞河浊浪汹涌。坐陈通州的杨恭立即上奏明廷：“水益运河东西两岸，冲决甚多。乞拨京营官军修筑”。奏章紧急，马上下发到工部议定，并即时转发到直隶总兵都督同知陈达，要求他和杨恭一起，根据治河任务，“于通州等卫（当时驻守通州的明兵有5卫，即通州卫、通州左卫、通州右卫、神武卫、定边卫）附近处所，量起军余三千，顺天府沿河州县（当时有通州、香河、武清、漷县4州县）民夫一千（当务一千），相兼堤、浅人夫（专设护堤和排浅的丁夫），并工修筑”，（102）治河军夫粮食由各州县分管户部事宜的部门给以解决。此项宏大的工程既堵塞决口，又挖排淤浅，还有筑堤，三位一体，安排得当，“轻舟融雪水，春色谈沙堤”。这治河后的景致又再现了。但是若了两岸的民夫，从役管饭不给钱。至于是否有官员勒索骚扰乡民之事就无法知道了。然而也是好事，对朝廷而言，排淤、堵口、筑堤，以便漕运恒通；对农村而言，防水横溢，保护田园主庐舍，恢复农业生产，维持生计。不管怎样说，通州驻军和通州人民为治理大运河，加快北京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清代通州以下运河仍然“节节淤浅”，并连年选派粮道道员相机剖挖，以资浮送漕船。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二月，曾在仓场侍郎常书等人的奏疏中批示：自通州至西沽（今天津市内南、北运河交接处）地方的冲决、浅滩和堤防“俱于运道民生，关系紧要，当速加修筑”。（104）清廷对津通运河道内出现的浅涩，则效明代设浅夫，随时排除，并设主薄，吏目二员专司修浚巡防职事，清淤量浩大，则及时雇佣附近民夫摇助完成。每年夏秋两季，在运河两岸设防汛机构，派官员负责，巡察险情，报告情况，组织排险。若遇特大的水患，毁岸决堤，则只能兴师动从治河了。
嘉庆六年（1810年）内阁铁保上奏说张家湾一带，水溜沙淤，漕运不能迅速。另有超河一道（即今北运河潞城镇郝家府村南起至张家镇里二泗村东之间的河段），比正河较近，恳请清廷对超河进行疏浚。清仁宗闻奏，便命仓场侍和宁和通永道（衙署设在通州北城今第三中学校址处）邹炳泰率部前往超河调查。二人踏勘后回奏说，通州南八里许有座温家庄（今已无存，约在今大甘棠村西），庄北旧旱河沟一道，本名康家沟，南北直冲，并无超河之名。此沟沟底深过运河，就会出现运河夺沟而流直行，张家湾运河必然淤浅，不便行船。遇上旱年，漕船逆流而上更加困难，若逢雨潦（雨大）水冲力猛，下游村庄必遭淹没。仁宗览奏后，即命德文，李多简二官负责挑修张家湾运河，并将康家沟口构筑拦水草坝，在坝里手抢筑土埝，挡住运河水。仁宗做出这一决定，有一定科学道理。张家湾一带，前人开浚为运道，故意让运道萦回绕远，本有深远谋虑，就是因为地势北就南低，土松沙沽，不能建设闸坝，全赖河道湾环，得以蓄水转运如果。如果留势由北向南直趋，恐不免一 无余，则对运道极其有碍。认为铁保的建议有弊无益，断不可行。
七年（1802年）二月，因去年雨大水发，张家湾运河水果然夺家沟走而淤塞，便开工挑淤筑坝，挑河6处共1500余丈，建筑加培堤坝13处共2000余丈，均属险要之处。次年漕船暂走康家沟。十二年（1807年）春复浚张家湾运河，漕船复行老河道。次年大水，运河水仍趋康家沟，而且河底比张家湾运河底低一丈有余，新运河道已经形成。清廷因势利导，顺其自然。张家湾运河故道淤塞变得细小而浅，不再通漕。从此，漕船改由康家沟新运道行驶，直至清光者一十七年北运河停漕为止。自里二泗至张家湾再至小圣庙村的运河故道废止。但张家湾所设国家盐厂尚留在原处，里二泗至张家湾老运河道做为送输食盐的专用运道，故当地俗称小盐河。
秦汉以来，封建王朝为了国家统一，政权巩固，经济发展，社会安稳，而利用自然河流进行漕运。但当自然河流不能满足朝廷政治、经济需要的时候，就想方设法开凿运河，充分发挥有识之士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献出了更仆难数的性命和不可计量的血汗。当大自然不可意料地对漕运航道进行肆无忌惮的破坏时，科学家们和劳动者们又会付出不可估量的代价，千方百计地去治理那千疮百孔运道。尤其是在首都郊区的运河两岸，在京杭运河的北端，古代的通州人民确曾得益于大运河的开凿和漕运，但主要是在开发运河，治理运河、保卫运河上贡献了重大力量，同时在二千余年来用河、开河、治河的过程中，创造了通州地区的河流文化，用血汗写了通州运河文化的光辉篇章。
以上所记述的是通州区历史上的部分自然河流和运河，就各和河流的记述也未必全面，特别是运河的修治，历代相沿，几无间断，有的工和不曾载入史册，那 能中水的潺潺声向站在身边的人们去窃窃私语了。那驰誉中外的几条运河，基开凿治理的情况在古籍中连篇累牍，也只是研读后重点记述，不能也不可能照本翻印。即使如此，通州运河文化内涵之一的河流文化也基本反映出来，呈现在有幸来通州观赏自然和人工河 人们面前，群贤毕至，少长威信，让人们一边赏心悦目，一边幽思历史，从而油然热爱这块土地，热爱这些河流，慢慢地被运河文化陶醉了。或者是把酒临风，其喜洋洋，或者是满目萧然，感极而悲，或者是觉今是而昨非，或者是品野芳而赏秀木，情随事迁，感既 之，沉浸在诗情画意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