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繁的漕运制度

纷繁的漕运制度

为了保障漕运顺利，达到预期目的，历代都订立了一定的漕运制度和方法。综看历史漕运情况，可知在宋代以前，大多朝廷都调用民夫进行漕运。到了元代，才开始抽调部队官兵来完成漕运任务。而明代，则是军士、民夫兼被设使，于是产生了支运、兑运和长运的制度。沿至清朝，袭用了明朝漕运制度，仍然使用支，况运兼的办法，既用河漕，也用海漕，世代相因。但也灵活地改变了旧的漕运制度，剔除了过去漕运的一些弊病。然而，不管怎样变，怎样革，只要是从江淮流域往北京运送漕粮“ 弗由通州古、土二坝进”，（111）就是说无不是由通州的石坝、土坝这两座码头验收后转运到京、通二仓群存储，而通州漕运也必须受各代漕运制度的制约。
在金代，每年分为春、秋两运，说是如此，其实不是分得那么严格。就北京地区而言，一船情况下，农历元旦前后就打春了，即宣告春季开始了。然而每年此时河水还在冰封，根本不可能行船。而在农历四月份即已立夏，河水冰冻才开化时间不是很久，正是漕运好季节。由此可见，《金史》中的“春、秋两运”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应该说每年两次集中漕运，第一次“自冰消时起，至暑雨止”，第二次“从八月起，至冰冻止”。（112）各州县的赋粮由民户自己按规定时间送抵指定地点，验收后再送到指定的码头，交付漕官。每30船为一纲，提前3天备齐，每天装粮一纲，并且沾上封条，装足了纲由漕官雇佣民夫起运。重船逆水上行日行35里，顺水下行日行100里，到达接收漕粮的通州国仓，限3天内卸完，空船回程，顺行200里，逆行50里。超过期限和违反规定就要受到惩处，运夫若不堪言。
元时漕运制度有些变化。至元十六年时，陆运由兵部负责，水运由户部管理。到十九年，又都由户部下的都漕运使司一家主管。坝河的拦河坝和通惠河的木、石闸都规定由看闸坝的专业户进行管理和修缮。那时漕粮的储仓，都须建在运河岸边，以便于转运和管理。另外，运粮费用有明言规定，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时，海运每石给中统所造钞8.5两，后来渐渐减少到6.5两。因道路的远近和这的粮种不同也有相异的限价，如福建船运糙粳米每石给至元钞13两，而浙江温州、台州船运糙粳、香糯每石给11.5两，绍光，渐西船运稻谷每石8两，黑豆每石11两。运河的消也不尽相同，1石漕粮从河西务经白可运到通州，再经坝河运到大都城边，需要加耗4.5升，而陆运则需加耗5升。这种规定海、河运不一样，水陆运也不一样，比较复杂，各船户，运海石给中统所造钞8.5两，后来渐渐减少到6.5两。因道路的远近和所运的粮种不同也有相异的限价，如福建船运糙粳米每石给至元钞13两，而浙江温州、台州船运糙粳、香糯每石给11.5两，绍兴、浙西船运稻谷每石8两，黑豆每石11两。河运的消也不尽相同，1石漕粮从河西务经白河运到通州，再经坝河运到大都城边，需要加耗4.5升，而陆运则需加耗5升。这种规定海、河运不一样，水陆运也不一样，比较复杂，各船户，车户都必须遵守。运粮时段与金时也不同，处封解冻到河水冻结，中间不避雨季，全年漕运时间竟达240日。单船运量也有限制，通惠河上运船限定150料（每料约今30公斤），不准大船驶入，而且不准商船和客船通行。糟粮库房体量和形制也都严格规定，每仓夫役3人，半年轮换一次，奖惩严明。
明代实行海、河运并举的措施，一般每年要从南方向京、通两处仓群运输400––––500万石的漕粮，宣德七年（1432年）竟达到674万石，为有明一代年运量最离的一年。初，规定各地农户将税粮就近运到指定的河边，交给那里的仓库，再由编定的官军分段沿河接运到通州，这叫支运；宣德六年（1431年）进行改革，要农户将税粮各自运到所在的州县府，兑交给那里军队卫所的官军，由官军再沿运河一直运到通州，这叫兑运。另外其他赋税折合的好白米要雇农夫运输，这叫民运。到天顺年间（1459––––1464年），再行改进，规定由负责漕运的官军从各地收集农户的税粮，直接运到通州交付，这叫长远，规定漕船11770艘，运军12.1万人。成化八年（1472年），规定年运常额为400万石，加为508万戌通仓储6％京仓储4％。而且确定各省漕船到达通州的限期；北直隶（今河北省大部）、河南、山东三省在农历五月初一；南直隶（今江苏、安微部分）江北地区的在农历七月初一，江南地区的在农历八月初一；浙江、江西、湖广（今湖南、湖北）三省的在农历九月初一。漕船要用楠木、杉木制造，最次用松木。3年一小修，6年一大修，使用到10年报废。每船下装载税粮（正）和加耗多片的漕粮共472石（1石约160斤）。因为运军为了赚钱或弥补耗费的不足，经常在正耗外，顺便在漕船中夹带装些当地的土特产，或沿途或到通州贩卖，危及漕船安全。于是在弘治年间（1488––––1506年）额定每船只准稍带10石，到了万历年间，漕务腐败，竟允许每船可夹载60石。
清时，河运和海运并用。而河运实行运军长远制。海运在道光后多用，还购买外国火轮船辅以运输。无论河漕、海漕，都实行每年二运制，与金代同，避开冰封季节。清初，为节省国家帑藏，减少国库开销，制定了漕运兵丁屯田制，按照漕粮计划数额，根据各应征不处份的运丁多少，以每丁分派一定数量的耕地，各划出地亩进行屯田，由运丁耕种，每亩收租银1分以下不等，所余归已。顺治十三年（1656年），通州运丁每人屯种粮田50亩。由于漕政腐败，运丁又甚为艰辛，入不敷出，典卖所种耕田，这一制度名存实亡。
为保证治理漕河工程顺利实施，顺治间曾推行按田派工制，分给各地任务，以工程用工计划，按耕地多少摊派，地多多出人，地少少出人。后来官僚地主隐瞒自有地数，该出人夫数量被转嫁到农民身上。贫苦农民无钱无势，被迫服役而来断逃亡。康熙初，改为各地凡有修浚运河工程，用应征税粮和税费去召募人夫。十六年（1677年），大修金河，自通州起至杭州止，筑堤浚河，工程浩大，每日有10万人参与河工，则革除以往派募旧章，一程实行雇募制。此后又行河兵、河夫双轨制，河兵为常设，依河况和道里置营，二分备战，八分治河。今通州区内沿河而在的“营”字尾的小村，如永顺村的上营（旧称蛮子营）、张家湾镇的马家营、潞城镇的大营、小营、漷县镇的长陵营等都是护河兵制的产物。
各省漕船数量根据应该征运的任务而定，又有形势变化、单船运量的规定等因素，各个阶段的漕船数额也不是一成不变。沿袭金代“纲”的编排方法，各地区漕船编“帮”而运，便于管理。
至于通州漕运中应该涉及的漕仓制度和其他相关规定，下文将分别叙述。就上述自金至清的部分漕运制度，都集中地在大运河北端通州充分体现出来通州漕运，蕴含了全国历朝的运河文化，可谓居通州可尺幅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