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的副食店、家当、女红、穿着打扮

wpr171 · 发表于 17-12-27 15:29:45

1970年代的副食店、家当、女红、穿着打扮

《六十年代生人成长史》摘登
文倾倾=海菁

1970年代的副食店

小时候，副食店是街上重要的公共场所，是维系日常生活的命脉。副食店里面光线昏暗，散发着一股酱油、醋、植物油、生熟肉、花椒、大料、咸菜的混合气味。副食店门口一般有个棚子，棚下是卖蔬菜和水果的柜台。记得所有卖食物和日用品的场所（副食店、百货商场、菜站、日杂商店）墙上都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字样的毛主席语录，简陋点的直接写在墙上，精致的写在木匾上，还有的是做成凸起的水泥字。

那时候可没有自选，很多商品都是远远地陈列在柜台后面的货架子上，眼神不好的再加上灯光昏暗，很多时候要探着身子，伸长脖子才能看清货品的牌子、价格或质地。如果你总是烦劳售货员，总是拿来拿去，肯定会遭到白眼。

大部分家庭为了省钱，酱油、醋、酒之类的都舍不得买原瓶的，都是零打。零打时，售货员用特制的竹提子熟练地把液体从大瓷缸里舀到插在瓶口上的漏斗里。竹提子还兼做量器，有一两，二两，半斤，一斤的。

卖花生油时，有的店是用竹提子，有的是用安装在油桶上计量器，售货员用计量器上的手柄把油压出来。

用竹提子打液体，过去贪心的小商贩讲究的是“紧打酒，慢打油”，其道理是酒、酱油、醋之类的稀，如果提起时动作很快，就容易起泡沫，而且容易撒出一些，这样舀到顾客的容器里，一斤酒实际上只有八、九两，如此商贩可以多赚点。油稠，舀油后，竹提子四边挂满了油，而且还在不住地往下淌，此时如果马上往顾客的油瓶里装，那么一斤油就能多出半两一两的，这样商贩就吃亏了，所以要“慢打油”。如果反过来，“紧打油，慢打酒”，显然就是对顾客有利，所以成为诚信商家供奉的信条。可见这快慢之间是大有乾坤啊！要想准确称量还真需要点技巧和责任心。那时的副食店都是公家买卖，赔赚与售货员关系不大，所以如何快慢，很多时候完全取决于售货员当时的心情。

由于那时物资匮乏，是绝对的卖方市场，所以那时的售货员是很牛的，脾气也很大。你要是想不亏秤，就要毕恭毕敬地陪笑脸。要是想买到俏货，或者定量以外多买一些，则必须要有特殊关系才行。

那时芝麻酱和黄酱可不像现在这样整瓶或整袋地买，也是零打。由于人们拿的盛器五花八门，有用碗的，有用瓶子的，所以零打之前售货员要先称一下盛器的重量，然后再用大铁勺把芝麻酱或黄酱舀到盛器里，这样才能确定斤两。

1970年代普通家庭的家当

小时候谁家里要是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大立柜（大衣柜）这几件，就算很体面了，要是再有沙发、照相机之类的奢侈品，估计就是够级别的干部家庭了。那时的自行车堪比现在的私家汽车，新买的自行车，为了保护漆皮，很多人要用各种颜色的宽塑料带把大梁缠包起来，而且每天都要把车子仔细擦拭一遍。

关于照相机还要多哆嗦几句。由于那时普通家庭很少拥有照相机，所以关于那个年代的很多自然风物和日常生活场景的照片留下来的很少，留下来的照片大都是政治生活的场景，即使是有关世俗生活的，也大多是记者为了迎合政治宣传的需要而摆拍的，比如1970年代《人民画报》上的百货商场以及菜市场的照片，明显是摆拍的，这实在是巨大的遗憾！

上面说的这些大的日用消费品都很贵，一般家庭三五年也不见得能添置一件。父亲回忆说，1970年代初他的月工资是62元，母亲的大概是是34元，总计96元，这些钱要养活我们三个孩子，还要定期给老家的姥爷姥姥寄钱。按说我们家的收入应该算是当时的小康之家了，但我们家还是置不起沙发、大立柜、照相机。那时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台上海产的标准牌缝纫机，那是在1973年，父母考虑到我们三个孩子都大了需要做衣服才咬牙买的，当时花了143元50张工业券，这在那时算是一笔巨款了。1979年，在河北农村老家的舅舅结婚，未婚妻开列的条件之一是要有缝纫机，否则就不跟他登记，舅舅只好向我母亲求助，于是父母就把那台标准牌缝纫机托运回老家送给了舅舅。

那时买大立柜、缝纫机、手表、自行车、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都要工业券。工业券按工资每20元发工业券一张，也有一季度发三张的。比如大立柜85元，收3张工业券，正经水曲柳和三合板做的，质量特好。手表，罗马的195元，收10张工业券；梅花的205元，收10张工业券。自行车，要30张工业券，上海产的永久157元，上海产的凤凰157元，天津产的飞鸽儿154元，红旗加重150多元，如果是大链套要加10块钱。照相机，红旗135，70多元一架。那时紧俏的日用工业品，你就是有钱有工业券也未必能买到，有时要到大商店排整宿的队才能买到。

至今都不太理解的是那时买茶叶也要工业券，买一斤茶叶收一张工业券。那时甚至有面额0.1的工业券，买一两茶叶收0.1张。

除缝纫机之外,我家比较值钱的是父亲的一块手表和从委托商店里买的两辆旧自行车，还有一台从委托商店买的，一打开就吱儿哇乱叫的五个灯的旧匣子（电子管收音机）。

家里没有正规的床，睡的是用木板和条凳搭的大铺，占了小半间屋，大铺旁边是用三个木座柜搭的小铺，之间挂上帘子，就是姐姐的“闺房”。

还有一个小炕桌，大概30厘米高，60厘米宽，80厘米长。用炕桌是承袭了父母河北农村老家的生活习俗，炕桌平时就放在大铺边上，吃饭时候，一家人都脱鞋上炕，盘腿三面围坐在小炕桌旁。那时吃饭全家就熬一个大锅菜，好点的菜放2毛钱肉，盛在大碗里，顶多再有一小碗咸菜，所以炕桌虽然不大，但也够用。那时我写作业也用炕桌。

那时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一只黑木箱，是我父亲分家时候分得的。一个碗柜，碗柜上放着茶壶茶碗和座钟之类的。

还有一口一米高的大水缸，那时屋里没有水龙头，吃水要用白铁桶到院子里的公用水龙头去打，拎回来倒在大水缸里。为了防冻，到冬天公用水管都要用草帘子包住，如果还是冻上了，就要用开水浇。

小时候父母为钱争吵是经常的事，1979年，姐姐正准备高考，对父亲说考试时需要表，父亲脑瓜儿一热，没跟母亲商量，就拿家里攒的准备买自行车的60块钱在委托商店给姐姐买了一块旧表，结果母亲气得跟父亲大吵了一顿，还摔了2只碗。母亲有母亲的道理，姐姐考试用表可以暂时用父亲的那块表，再说旧表以后再卖就更不值钱了。相比之下，那时家里更需要买一辆自行车。长大以后我才看出来，我家那时一直没有置办几件像样的家具，也不完全是因为缺钱，而是与父母花钱没有计划，不会精打细算有很大关系。

1970年代的女红

那时女孩子的女红都十分了得，姐姐上初中时就已经会织毛衣、织围巾、织手套、织帽子甚至织袜子了。

记得姐姐还织过那种冬天戴的风雪帽（也有叫雪帽的，有点像后来的“简爱帽”，不过没有帽沿），这种帽子可以罩住脑顶、后脑勺、侧脸，只露出前脸，前面有两条长长的带子，比较宽，系在脖子上后还可以绕在脖子上，当围脖用。如果有的女孩用风雪帽的带子在脖子上系了个大蝴蝶结，就会招致男孩子的斜眼，被认为是臭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那时这种帽子很流行，女孩子戴上后的样子显得很文静，上小学和中学的女孩子都喜欢戴。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少年石晶戴的就是这种帽子。

那时冬天女孩子的标准装束是风雪帽、棉袄、红、蓝格子布上衣、套袖（干净卫生，延长衣服寿命）、棉裤外罩蓝布裤子、棉鞋，还有用带子连在一起的挂在脖子上的只分拇指的棉手套或毛线手套，整个人圆鼓鼓的，像个小胖猴儿，很可爱。

钩织也是那时女孩喜爱的一项女红，就是用细毛线、细白棉线、尼龙线钩出有着漂亮的镂空图案的装饰品和日用品，比如各种罩、垫、手包、手套、帽子等等。如果商店里一时买不到钩针，女孩子或家里人就自己做，通常是把比较粗的大号别针挝直，烧红，穿入一截塑料牙刷把上，然后把针尖挝弯，再去掉别针头，这样一个带塑料柄的钩针就做成了。钩织物是那时很时髦的家居装饰，记得有一位同学家里的桌布、窗帘、床罩、茶盘罩、茶盘垫、水杯垫、座垫都是用白棉线钩的，而且有着各种各样的镂空图案，整个屋子显得特别洁净素雅，特别美，把我羡慕死了。印象特别深的是姐姐那时也钩过一块大大的白色桌布。

那时还流行用钩针钩编五颜六色的玻璃丝(也叫电丝)玩意儿，人们一般喜欢用这些玩意儿作钥匙坠儿。最常见的是菱形的玻璃丝燕儿鱼，鱼的头部是用宽塑料带子缠的。姐姐还编过胖肚子金鱼，记得鱼眼睛是用玻璃扣子做的。还有玻璃丝编的大虾、小马、青蛙、蜻蜓、小鹿、小鸡、小兔子等等。玻璃丝水杯套也很流行，那时人们喝水喜欢用罐头瓶子，为了盛开水时不烫手，人们就在瓶子上套上漂亮的图案各异的玻璃丝水杯套。

那时女红盛行我想有诸多原因，一个是那时候穷，自己做东西省钱，二是那时的业余生活没有现在那么丰富，三是那时生活节奏慢，四是很多单位人浮于事。所以从上学的女孩子到上班的妇女，闲下来就织、钩、做各种衣物，有时甚至不是为了实用，而是纯为了消遣。女人们特别投入地互相传授切磋各种针法，有时为了追求某种特别的图案式样，她们会织了拆，拆了再织，反复数次，乐此不疲，似乎是要把被压抑了的对美和生活情趣的追求以及创造力、想象力都倾泄到这些编织品上。这些手工制品给那时单调生硬的日常生活加入了一抹活泼的亮色。

那时如果哪家女孩或媳妇能又快又好地织出式样新颖别致的毛衣是很被别人羡慕的。你只要看过她们编织时的轻快娴熟的动作以及织出的漂亮图案，就会真正认识到什么叫心灵手巧。手再巧点儿的，还会自己蹬缝纫机改衣服、做衣服。

在70年代，随时随处可以看到女人在编织。在街头等公交车时，坐在公交车里，或是单位开会时，她们随时可以在喧嚣嘈杂的外界环境中入定，神情专致地享受编织的乐趣。那实在是一种境界，一种平和的、宽容的、满足的、随遇而安的境界。时光和生命就在针尖和指尖的往复跃动中流走，全没有落寞、无聊和追问的沉重和滞涩，有的只是一丝轻快和甜意。此时，你什么都可以想，当然是想那些高兴的事儿。你也可以什么都不想。记得一位诗人说过：“心灵的愉快在于动作。”那么编织时，在手、眼、针、线的协调动作中，编织者的心灵应该是最愉快的。我想，现在那些风风火火地在商场、职场、情场上打拼的女人是没有福气享受编织的乐趣的。

现在的所谓有些品位的女孩只会矫情地在专卖店里欣赏或购买手工制品，她们断不会自己动手去编织了。那时的女孩现在已经长成中年女人了，手工活只能是她们的专美了。现在我偶尔还能看到有些中年女人编织衣物用品，而且我发现手工活好的多是那些平民女人，就像电视剧《渴望》里的刘慧芳那种的贤良女人。那天偶尔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位大概40多岁的大姐，坐在那里神情专著地用黑线钩着什么东西，她手里的钩针一翘一翘地轻快地舞动着。她把盛线的塑料袋挂在前座的扶手上，不时从塑料袋中抻出一段线。我发现她用的钩针比以前进步了，中间镶了一条绿色的塑料柄，这样用起来就更顺手了。她身边站着的一对衣着入时的青年男女对她的举动似乎视而不见，反倒是坐在侧后方的我，入神地欣赏着她的动作。下车前，我忍不住上前跟她聊了几句。大姐告诉我，她用的是粗尼龙线，钩的是手包。那种带柄的钩针现在1块钱一个，可以买到。大姐还说她年轻的时候也钩过玻璃丝玩意儿，并感叹现在自己钩东西的人少了。

小时候的穿着打扮

小时候过年才给我做新衣服，因为布和棉花都是限量供应，都要票。记得有一年母亲费了好大劲给我做了一身蓝涤卡布的新衣服，上衣还是四个暗兜的，像军官服，还买了一双黑条绒面白塑料底的新棉鞋，我特别高兴。

平时都是拣哥哥姐姐剩下的衣服穿，几乎都打着补丁。当时的衣服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哥哥的棉猴穿不了了传给姐姐，姐姐穿不了了又传给我，到我穿的时候，棉猴边儿上的绒绒都已经秃了。我还穿过母亲改过的劳动布或再生布的工作服。

有一年拣了一双姐姐穿剩下的翻毛皮鞋，上面的毛都穿秃了，母亲便在上面仔细打了黑鞋油，然后交给我说：“你看，跟新的一样。”我当时特美，好歹也是皮鞋呀。

那时红小兵活动，都要求穿白汗衫、蓝裤子、白球鞋。有一年我没有蓝裤子，一有活动就只好穿母亲的深蓝裤子，女式的，开口在右边的那种，前面平平的没有开口，那叫一个难为情。上厕所都是等别人上完我才去，生怕被同学发现笑话我。

那时夏天男孩子流行穿套头的白底蓝横条的海魂衫，谁要是有一件简直牛死了。那时女孩子流行穿一种红格子布上衣。那时还流行过栽绒帽子（羊剪绒的皮帽子最牛），列宁服（双排扣儿，掐腰儿，我姐自己做过），察服（紫蓝色的警察服）、军帽，军挎（军用挎包），板儿带（武装带），军官穿的四个兜儿的军绿上衣（也叫军皮），棉军大衣，解放鞋，上海产的回力牌球鞋，白边儿懒（一种布鞋），节约领（假领子），的确良衬衫。还流行过又轻又薄的化纤军裤、军上衣和裙子，大家叫抖咪骚的衣服，就是风一吹哆哆嗦嗦的，看起来又飘逸又凉快有挺括，估计是麻纱和腈纶混纺。

那时女孩一般就是穿最普通的带铁扣襻儿和布带儿的方口布鞋。如果谁有一双丁字皮鞋，就太洋气了，会招来妒忌或是非议。那时夏天流行塑料凉鞋，哪个女孩子要是有一双彩色的透明或半透明的塑料凉鞋，是非常让人羡慕的。

那时候谁要是戴了顶各色（款式新颖）的帽子，比如春秋戴的正宗的单军帽、冬天戴的昂贵的羊剪绒帽子，是比较危险的，很有可能在路上被“飞”（抢）掉。所谓“飞”就是骑着自行车从身后乘其不备抢走。也有“飞”军挎的，当然是那种正宗的军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