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之中，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杨明认为，北京的城市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他总结道，北京过去的城市发展缺乏科学、持续、一以贯之的发展战略，以后应该注意“一张蓝图干到底”。
通州副中心影响或低于预期
记者：北京现在的发展思路是不是把通州建设成一个独立运转的、跟北京有并列关系的“双子城”模式？
杨明：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种良好愿望，但现实可能不会是这样。
目前北京中心城区和外围新城是一种父子的关系，可能无法达到所谓“双子”——也就是兄弟关系。首先中央政府的规模是北京政府的十倍以上，北京政府及其所属企事业机构也不能整体迁出，所以实践意义上双子的模式就不可能存在。
更重要的是理论上也存在障碍。随着一体化、区域化的发展，新城的综合性会越来越强，但独立性并不是越来越强的，而是会越来越弱，从世界城市的发展情况来看都是这样。随着要素流动、交通一体化的加强，新城跟中心城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所以它不可能越来越独立，而是会成为中心城职能的一个组成部分。
城市群未来的发展就是走向网络化，外围城市更多突出专业化职能，就是提供中心城职能的补充，或者更强调职能的横向的扁平化的支撑，它不可能是独立的。这是一个发展趋势。
记者：在目前中心城区的建设已经基本定型的情况下，选择通州作为行政副中心是否为疏解中心城区的一个最佳选择？还是仅仅是一个权宜之计？
杨明：通州副中心的建设是基于是疏解中心城区的人口和功能，是北京为落实中央的京津冀规划的一个选择。其建设是否能成功，到底能解决多大的问题，我觉得都是有疑虑的。从目前来说，存在一系列的挑战：
第一，北京目前的发展重点有两个，一个在新机场，一个在通州，这两个重点会造成资源的分散。天津和上海在建新区的时候都是集中精力建设一个新区，但北京这些年来的发展非常分散，目前最大的两个发展重点无法形成合力。
第二，通州距离北京太近，这样就无法形成“反磁力作用”。天津滨海新区跟主城之间就有一定距离。新区和主城区如果太近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主城区空间继续蔓延，连成一片。
第三，整个通州的腹地本身不大。如果能把廊坊北三县纳入北京，跟通州整合形成一个大通州，可能它的发展前景比目前稍好。
第四，北京现在要把自己的市级行政职能迁到通州，但关键是中央行政机构的占地规模是整个北京市级行政机构的十倍以上，中央的行政机关对其配套设施的锚固作用实际上更大，仅仅迁北京市级行政机构实际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一个城市要实现空间的调整，就必须要迁它最核心的部分，比如天津滨海新区的建设就是把最最重要的经济职能迁过去。而北京最核心的功能就是首都功能，它的占地、对人口的虹吸效应会更大。
这是一个规律：所有的省会城市要调整空间布局都比较困难。因为它上面有一个更高一层的行政机构，其它城市就没有这个烦恼，自己的市政府就可以搞定这件事，但省会城市以及北京这样的首都城市情况就不同。
第五，市政府的服务对象是北京市市民，所以如果把市政府迁过去，每天就可能有大量的人过去办事、开会、商务，这种交通的流量会非常大，这种所谓的疏解会使得交通更拥堵。
而中央政府的服务对象是全国各个省市的进京办事的人，所以如果是中央政府搬迁，可能在中心城外围就可以解决了。假设在机场附近建设中央副中心，来京办事的人下了飞机直接去办事，就不用经过中心城，也不会增加拥堵。
第六，大的发展可能会带来大的集聚，通州的大发展本来是想疏解中心城，但这种大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动外来新增人口。将来哪个效应更明显，到底是能解决北京的问题、还是又形成了新的集聚，是更大范围内出现城市病、还是会缓解城市病，我个人认为，仍有待观察。
第七，从北京市二环内到通州、超过20公里以上的长距离搬迁，对于公务员、企事业职工的通勤，尤其是家庭安置，都会造成影响。为了继续使用目前在城中心的公共资源，例如孩子的学校、学籍，可能会造成一部分的离职潮。
第八，如果要实现疏解人口的最初目标，应该在京津冀甚至更大的空间尺度内寻求解决，促进其它城市的发展，如果只局限在北京市辖区，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促进周边城市的发展，不能靠北京“给”，关键是从市场的角度来推动，打破行政限制和壁垒，促进自由流通。而现在更多的是依靠行政力量，但政府的力量也有限。在京津冀这样一个区域，相比长三角、珠三角，政府在发展过程中起了更大的决定性作用，有时候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会起到一些效果，但是政府和市场两手都要抓，尤其是从长远来说，要注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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