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婆娘 作者:野马
“老婆娘”这个称谓,是我女儿牙牙学语时的口误。别人说她外婆是我的老丈母娘,不谙世事的宝贝竟说成“老婆娘”。陶醉于自己“贴心小棉袄”的可爱,将错就错至今。 我“老婆娘”的娘家在当地曾经显赫一时,父亲原是本县知名的教书先生,后从政当过国民党县党部副常务委员(副书记长)、“国大代表”等职。然而极其残酷的政治斗争,使得他在新中国建立后即遭“镇压”。父亲被枪毙了,家里的良田被分掉了,县城里的高宅大院和商铺被没收了,全家被逼流落乡间。他们兄弟姐妹由原先市人羡慕的公子小姐一下子蜕变为村夫野人,成了连“人民”资格都没有的且经常挨批斗的、最低等的“反革命”子女。呼啦啦大厦倾,好比由天堂入地狱。当时我“老婆娘”年仅三岁,家庭的巨大变故,让她遭受到令常人难以体会到的莫大打击,正由于这个缘故,她的性格有些偏执。我同我妻子谈恋爱时,她一听我的父母亲都是共产党员,不问青红皂白便极力反对。我们不厌其烦地反复跟她解释,又在她同我的父母亲见过面后,方消除了她的疑虑。 “老婆娘”十八岁时嫁给比她大十几岁的岳父。我岳父家也是地主成分,1950年代财经大学毕业分配到吉林延边工作并在那里娶妻生子,但他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被莫须有打成了“右派”,直至妻离子散。岳父凄惨地颠沛流离多地,几年后才得以返回家乡。“老婆娘”之所以能同他结合,仅仅因为他们“门当户对”,同病相怜——不是我大不敬,他们无论是较大的年龄悬殊还是更大的文化差异,真的谈不上会有什么爱情。那就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老婆娘”生育了我舅兄、两个姨姐和我妻子共四个孩子。家里孩子多,成分又不好,生活的艰辛不是一般的困苦。好在我岳父凭靠“秀才学医如同杀鸡”的自信,硬是啃透几本医书,“无师自通”地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江湖郎中。岳父在外行医多少弥补些家用,起先孩子小,也没有谁能够帮得上母亲,于是家里的活计全都落在“老婆娘”一个人身上。她除了要下地干农活,又养猪、养鸡、养鸭,还种菜园子,整天起早贪黑,忙忙碌碌。待孩子稍大,她和岳父都认同像他们这样的家庭日后若想改变孩子的境遇就得读书。尽管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他们却咬紧牙关让每个孩子都上了学,并尽量不让他们干家务。虽然最后只有我舅兄一个人考上了大学,但他们对子女寄于希冀的初衷不折不扣。 岳父平反后,几经辗转被安置到本县最大的一家化工厂工作,随后妻女全都在那儿就业。我最初也在那家工厂上班,我就是这样我认识我妻子的。我舅兄是家中的老大,也是他家唯一的儿子,在北京当医生,平常难得回家。自从我同我妻子结婚后,“老婆娘”格外偏爱我,逢人便说我是她的老儿子,为此让我的两个连襟或多或少有些“醋意”。“老婆娘”四个子女中,唯有我家生了个女儿,这样我家的“小公主”就当仁不让地成了外婆的掌上明珠。有一年舅兄一家从北京回来过春节,小孩子免不了淘气,内侄同我女儿发生了点小冲突,不知是外婆太在意她的“明珠”还是真疏忽了,她竟然喝斥自己的亲孙子:“你个野小子敢我打我孙子!”引得邻居都惊奇:老嫂子,到底谁是你的亲孙子呀? “老婆娘”退休后接手了宿舍区旁的一家小店铺,我妻子抽空上货,她守店。因为当时我的母亲上班比较紧,奶奶只有休息日才得空带带孙女,这样我女儿差不多就是在那个小店铺里长大的。冬天,外婆在屋里支起煤炉,我女儿坐在她用厚厚的被子围起的被筒子里“食来张口”;夏天,我女儿则穿着漂亮的小旗袍坐在铺了凉席的冰柜盖子上,尽情享用本店应有的美食。多事的邻居又说:老嫂子,要不要我为你再搬个长梯子来?“老婆娘”诧异:我要长梯子干吗?邻居哂笑:给你家外孙女儿上天摘星星呀。 待到我女儿能上幼儿园了,我们为了减轻负担,就给女儿报了个半全托班,早上送去晚上接,在幼儿园吃顿午餐睡个午觉。哪知第一天中午外婆就不放心,趁我们不注意溜进幼儿园。幼儿园正在开饭。我女儿第一回离开家长当然很不适应,但她天生胆小,畏惧老师,既不敢说话更不敢闹腾。只见她默默地趴在小桌子上对着饭碗发呆,全无平时对美食的热情,像个小傻子似的。这让外婆哪里能受得了,顿时冲过去一把将外孙女儿抱住。我女儿一见“大救星”,撒娇和委屈立即潮水般释放开来,非常夸张地搂着外婆号啕大哭不止。外婆不容分说,强行将外孙女儿抱回了家,大骂我们只知道自己快活不顾孩子的“死活”,说什么也不愿意让外孙女儿再“全托”了……“老婆娘”对我女儿的溺爱可谓极至,由此留给我女儿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她落下了一嘴“好牙齿”。现在我学医的女儿却说,她对此一点都不后悔,反倒让她永远忘不了外婆对她的好。 “老婆娘”的小店铺收入尽管不多,但她几乎每天早上都早早地煮好了粥,还有咸鸭蛋,等着同在一个工厂上班的女儿们来吃。中午或晚上,我们连襟仨也经常过去蹭饭,“老婆娘”烧好家常菜,再在她的收银箱里拿钱买些熟食,我们一大家子全围在店铺门前,喝着店铺里的酒,大快朵颐。虽没有什么特别的美味佳肴,那种其乐融融的感觉和纯真的滋味却一直难以忘怀。 2000年后,岳父的身体每况愈下,“老婆娘”就转让了小店铺,一同陪着岳父进京看病。他们先与舅兄一家住在一起,当时舅兄家只有一套两居室的小房子,住在一起相当拥挤。没多久我大连襟“买断工作”进京谋生活,2002年我亦进京“淘金”,每到周末我们全涌到拥挤不堪的舅兄家中。这是“老婆娘”最开心的时候,她从不问儿子儿媳妇一声,总将家里好吃好喝的全拿出来犒劳我们。特别是我第一次周末到舅兄家,游子在外人地生疏,更饱受寄人篱下的炎凉,想家想亲人,猛然见到“老婆娘”,那种放松,那种安慰,同见到自己的母亲无有二致。她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吃食,还将舅兄家能够让我们带的日用品尽量带上,只为给我们省一点钱。舅兄见状,半开玩笑地说:我妈这是在斗我地主呀。嫂子愤愤不平地帮腔:我们哪能算得上地主哦。这倒是事实,舅兄家同我们比肯定优越,但在藏龙卧虎的京城,他家能勉强称得上“小康”就不错了。“老婆娘”哪管那么多,想给我们的照样给,全不把儿子儿媳妇当回事,连我们都觉得她做得有些过了。那天,我大连襟先行,“老婆娘”就张罗着给我带了牙膏、牙刷、毛巾、香皂、洗衣粉以及鞋刷子,还有晚上我们喝剩下的白酒。我说不用带这么多东西,那哪行,她将东西全装进一个口袋就送我出门。一出门,她突然又将一张伍拾元的钞票塞进我的口袋,并示意我不要吭声。我没有拒绝,一股暖流立刻流遍了我的全身,母爱的力量让我忘却了身在异乡的孤寂和惆怅。我只轻声说了声“妈,那我走了”,便哽咽住了。 我在北京呆了一年便回老家了。临走前,“老婆娘”劝我再坚持坚持,说北京总比老家的机会多。我说,北京那么大,那么多的高楼大厦,竟然没有一块属于我的落脚地。“老婆娘”见我太伤感,不无“异想天开”:要是当年我娘家不遭难,老娘就为你们每家买套别墅!我明知这只是她老人家黄粱美梦般的美好愿望,但她的舐犊之情尽显无遗。 之后不久,舅兄为他的父母在郊区买了套当时挺便宜的期房。大连襟比我运气好,几年下来挣了不少,于是就与岳父母在同一小区也买了一套房,举家迁居北京。哪知新房子还没有入住,岳父沉疴不治突然病世。在岳父的葬礼后,“老婆娘”又动员我回北京来,说我要像大连襟那样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并擅自筹划将舅兄为他们刚买的那套新房子转让给我。我说我哪有那么多钱?她就让舅兄按原价赊给我。舅兄知道自己母亲的个性,只得照办。这或是我一生当中最春风得意的一笔“交易”。 “老婆娘”特别重视感恩戴德,对于从前帮助过她的人一直念念不忘。她每次从北京归来总大包小包地带回许多礼品,逐个登门拜访曾有恩于自己的人,也不在人家吃饭,拉拉家常,放下东西便走。可她自己对自己就显得太不讲究了。她很少做新衣裳,不管女儿、儿媳妇甚至儿子和女婿弃之不用的旧衣裳,她都会“天才”地将之改造了“为我所用”。她吃东西更不挑食,不管好吃的或者不好吃的,就连家人吃剩下的也不浪费,她全“大包干”。已是专家医生的儿子就劝妈妈不要这样苛刻自己,她却笑道:现在跟你们小时候的那苦日子比真是改天换地了,我很知足。她依然故我,乐此不疲。她早已不用像过去那样因为穷困被迫无奈了,其实这就是她定了型的生活态度。她还经常把自己省吃俭用抠出来的钱接济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亲戚和朋友,尽管她自己也不富有。这就是我的岳母——我的“老婆娘”,一位靠模糊记忆感受曾经繁华而现实生活却经历过炼狱般洗礼的、落魄的大家闺秀,一位乐善好施的邻家大娘,一位慈祥怜爱的祖母,一位无私奉献的伟大母亲! 就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一个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晴天霹雳骤然炸响,击中了我们脆弱的心灵。“老婆娘”自恃自己身体好,从不愿意花“冤枉钱”哪怕只做一次体检,在似乎没有征兆的情况下,午饭后她突发脑溢血,不幸猝然长逝。时年,她刚六十岁。当时我为了尽快还上赊欠舅兄的房款,正开着一家饭店努力挣钱,实在脱不开身,竟然只有我——她最偏爱的老儿子,未能进京去送她老人家最后一程。这成了我永远的遗憾。“老婆娘”也是娘,同我自己亲娘一样疼我、处处只想着我和我全家好的、最爱我和我妻女的人。她的过早逝世令我们极其悲痛,清明时节哀思尤甚。 我的“老婆娘”,我亲娘一样的娘,唯愿您和岳父在天堂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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