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喂药：可怕的罪恶“制造业”

当生存变成幸存游戏，你所能做的便只有祷告——当你确认自己还活在中国大陆的时候。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下属二幼儿园喂药事件，分泌的就是这碗心灵鸡汤。

这桩举国哗然的事件起因于收费与退费的博弈。《陕西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幼儿当月在园天数不足当月法定工作日数一半(含一半)的，按保教费、住宿费缴费额的50%退还规定；超过当月法定工作日数一半的，不退还所缴保教费、住宿费。” “法定工作日数”被定为十天。据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孩子在幼儿园易患感冒、腹泻等病，若患感冒，至少得歇一周以上，家长就会借机多请几天假，如此一来，孩子在园时间就达不到法定工作日数，直接的好处便是：省下了1100元左右的学费，以及每天15元的餐费。

这个由霸王规定而造成的利益角力，最终衍生出一个行业潜规则：喂药。

所谓喂药，就是在感冒等流行病高发易发季节，幼儿园强行通过让孩子服用药片，预防发病，从而保证幼儿的出勤率，以达到增加收入的目的。

这种名为“病毒灵”的处方药，学名叫盐酸吗啉胍，是一种老药，主要用于抗病毒，每片仅为一分来钱。专家认为它对病毒无预防作用，幼儿园选择此药的原因有二：一是缺乏用药常识，以为“病毒灵”很灵，其实所有的抗病毒药效果都不好，因为病毒具有变异性；二是价格低廉，成本低。

幼儿园教师和保育员的工资与孩子们的出勤率挂钩。有良心不安者，有于心不忍者，但最终都在利益诱惑和权力逼迫下成为忠实的执行者。“为了更方便喂食，药片被研磨搅拌进开水中，让小班的孩子们喝下去。大一点的孩子，老师则会监督吞下去。不老实服药的孩子会被罚站。”（见南方都市报的报道）

在轰隆作响的欲望号坦克面前，孩子们不再是生命，只是赚钱的筹码。

只要决定了，就没有反对者。在每一个地方，只要“老大”或“组织”决定了某件事情，而且有为利益共同体着想的藉口，所有的人就理所当然地赞同了；极少有基于宪法、法律和人性的反对派，在权力与利益面前，每个人都丧失了良知，变成了作恶者。权力在这个国家建立了唯一的秩序，法律和真理甚至连摆设都不是。

反抗显然是徒劳的。因为公权力保护的是作恶者。你能设想一个无背景的人，可以将两家幼儿园挂靠在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麾下，一连喂药数年竟安然无恙？在权力庇护下，他们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当你把孩子交给他们，无异于将羔羊献与豺狼。无辜的孩子自此沦为利润工厂的摇钱树。“喂药”事发后政府的一系列应对表明，任何令人不安的事件，不但不会解构僵死冷酷的统治机器，反而会加强其已经无法无天的权力。教育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两部委的通告，无一字反省，充满“必须”“强化”“拉网式”等官样辞藻。对没有羞耻感的权力而言，一切都会过去，而关照他们的太阳第二天照常升起。

政府在哪儿？他们就像事后紧急避孕药一样，在慌乱的处置中显示“作用”。

无数反抗者的遭际，让本来就懦弱、冷漠的国民认同苟且偷生的处世方式。

你可以设想，当自己站出来抵抗罪恶的时候，周围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一个有良知的人，迟早会站出来，但他们就等着这一刻——终于可以将一个不合群的地雷引爆了。站出来的瞬间，即是正直的完结。

一方面是陈光标郭明义式的装二或真二，这些人在肆意戏谑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令人真假难辨,善恶不分；一方面是底层的麻木不仁，他们在无善无美无正义的生活里自甘沉沦，堕落为肮脏的灰尘。整个社会雾霾重重，似乎很难透出一丝抚慰人心的光亮。

捷克政治家哈维尔曾说过：“在我谈到崩溃的道德时，我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全都屈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做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而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人只是一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人制造了这部机器。”集受害者加害人于一身，由此导致普遍的人性毁灭——无感情，无羞耻感，无罪恶感，是中国人当下最显著的人格特征。

权力上层虚伪糜烂，既得利益集团强取豪夺，狡狯的依附者洋洋自得。底层人们生活的目的，好像就是活下去，活得更长久一些。可如今，连生存都成了一场豪赌，甚至变成了幸运者游戏：谁逃避开那致命的一击，谁就是幸运儿。问题在于，你靠机智躲避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伤害，但还有一个会落到你头上。

人人作恶，相互加害。在罪恶的泥潭里呆久了，人们已经丧失了挣扎的冲动。我不知道人性要烂到怎样的地步，才会有足够多的人愿意站出来说：我愿意干净地活下去，我想尽力改变这不能忍受的现实。

幼儿园喂药丑闻，是对这个貌似高亢勃发实则颓丧无能时代的绝妙嘲讽。我们或许能宽宥那些卑贱的作恶者，但别指望我们会与罪孽制造者达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