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记忆(刘洪春)

　　二十一
　　
　　家里越来越乱，我只好躲一躲。姑姑和奶奶决定，让我到县城爸爸妈妈那里住些日子。临行前，姑姑为我把书本准备好，她告诉我，到了那里，住上十天半月，千万别忘了学习，十几天不去上学，如果一点功课不做，回来就跟不上了。
　　
　　本来，我是生在城市的——如果那个几万人口的县城也算是城市的话。因为爸爸妈妈那里生活困难，所以他们把我托付给了农村的爷爷奶奶。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去农村的时候，我才不满一周岁。所以，我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感情，我热爱哺育我长大的故乡和亲人，热爱那块贫瘠而多难的土地。而今天，为了躲避混乱，我却不得不暂时离开这里。
　　
　　家里那么乱，大人们要忙的事情太多了，谁也没有工夫去送我。我只能自己坐车去。好在县城离我们村并不远，满打满算也不过四十华里，汽车走半个多小时就到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姑姑送我到车站。她为我打好票后，反复叮嘱别把车票丢了，在哪儿下车，下了车朝哪个方向走，走哪条路，数第几根电线杆子，找多少号门牌号码，她都交待得一清二楚。车在城南停住了。我下了公共汽车朝北走。姑姑为我买的车票攥在手里已经湿了。因为我以前来过，家里的地址我清楚地记得。城里和农村相比，天壤之别。人很多，来来往往；车很多，川流不息。汽笛、喇叭不停地响着，比村里嘈杂。有农村没有的楼房、工厂。
　　
　　马路两旁贴着一张张、一排排新刷的大标语，墨汁还往下流呢。我还看到了游行的人们，敲锣打鼓，举着旗子，喊着口号，排着乱哄哄的队伍经过，不知道在庆祝什么或是又有什么“最新指示”发表了。对于这种景象我倒并不陌生，只是比农村的场面要大些，人要多些。宣传车带着刺耳的声音从马路上缓缓驶过。行人的衣着应该比农村整洁，以蓝色和绿色为主，色彩和农村基本一致。挨着菜站的一条小胡同里，第一个门牌，小院里住着包括我家在内的三户人家。晚上，妈妈带着我去邻居家串门，每到一家，她都自豪地向人家介绍：“这是我那大小子！”
　　
　　之后，便是张家长李家短。大人说的话，我不是不懂，就是不感兴趣，也插不上嘴，只得干巴巴地坐着，百无聊赖地听着。时间长了，我不免烦躁，老是催着妈妈回家。去了第一家，又去第二家；从第三家里出来，又迈进第四家门口……深夜，也不知几点了，妈妈带我到了许多人家去炫耀了她不常来的儿子。我多么希望快点回家啊！我的眼皮都打架了。我迈着疲惫的脚步走回院门。妈妈却还不想睡觉，又领着我，走家同院的一户人家。走进外间，她叫一声：“姥姥！”我发现，城里邻里之间，老年妇女常被称为“姥姥”，谁都可以叫。妈妈这么叫，她也引荐我这么叫。这一点和农村不一样，乡下人与人之间的辈份极为分明。“来啦？”被叫作“姥姥”的热情地迎接我们。这是一个典型的城里老年妇女，她约有六十来岁，不像农村老太太那样头上留着个纂儿，而是梳着短发。姥姥好客地让我们进屋。
　　
　　“这是谁呀？这么瘦？”姥姥问。妈还是那样自豪地宣布：“我那大小子！”“是吗？几岁啦？”“比小铲儿大一岁。”这个家庭人还真不少，这可以从墙上挂着的全家福相片里看出来。现在在家的人，有的坐着，有的嗑着瓜子儿，气氛好像挺热烈。“他爸爸没在家？”妈问。“我爸爸去工厂开会去了。”那个孩子大声回答，同时踮起脚尖，仿佛怕别人看不见似的。妈环顾四周：“你们在干什么？”我心里也正在想着这个。
　　
　　姥姥回答妈妈：“听小铲儿唱戏呢！”这回我听清楚了，这个比我小一周岁小男孩，小名儿叫小铲儿。嘻嘻，多么有趣的名字。后来，我听妈说，这一家人，如果晚上没事，就听他们的孩子在家里唱样板戏。这是他们家一项经常的娱乐活动。一段戏唱完了，大家拍手称好。他唱得那些东西，“话匣子”里天天播，所以我也不怎么感兴趣，我小声告诉妈，我想回家睡觉了。妈把我搂在怀里，等小铲儿一段戏唱完了，用手指头一点我的额头，说：“瞧瞧人家！”这小铲儿大概是个“人来疯”，越有人越来劲。他又开始唱了，头带一顶小沿帽，身背一支小木枪，站在板凳上，学着李玉和的唱段，一边唱一边比划，很卖力气，唱着唱着还脱去了小褂儿。
　　
　　他唱得真不怎么样。他怎么把《红灯记》和《沙家浜》唱到一块去了？我可以把这两出戏从头到尾，连念白到唱腔，连锣鼓到音乐一点不漏地背出来。可是我，既没有为小铲儿纠正，更不想同他比试。我才不在生人面前“人来疯”呢，这是临行前奶奶反复叮嘱我的。在这家，又坐了好长时间，妈才领我回自家屋来。我早困了，进了屋，倒头便睡。第二天，我睡了个懒觉。太阳很高了，我才从床上爬起来。爸爸妈妈上班去了，剩下我和妹妹看家。妹妹拿出她那些老掉牙的玩具。她拿出一只灰色的皮球让我看，我捏了捏，瘪的。她又让我看她一张周岁时照的照片。人不大，胸前的纪念章却不少，好几个，足足占了上半身面积的将近一半。闲得没事，锁好房门，我们两个出了小院。钥匙挂在妹妹的脖子上。门外，几个孩子在玩“方宝”。
　　
　　啪！啪！他们玩得真带劲，地上被扇得尘土飞扬。男孩子碰一块，自然熟得快。我的手也痒痒了。“我也想玩儿。”我说。“行，就怕你不会。”“好！”我高兴极了，“我这就回家拿。”我拉着妹妹，飞快地跑回家，找出纸，很快就叠了几个。回来，我把那“方宝”放在地上，照上面踩一脚。一个男孩举起他的方宝，刚要使劲往下扇，突然，他的手臂在空中停止不动——放不下来了，同时弯着腰往下瞧，脸离地面也越来越近。他的样子，立即使我想起我们班一个胳膊爱摘勾的同学，他一犯病，就跟现在一样。
　　
　　“怎么啦？”我还着慌地问呢。“反动！反动！”他大声说，接着向同伴们揭发，“你们看，他的方宝是用报纸叠的，上面有毛主席的名字。你们瞧，在这儿！第三个字看不见了，折在底下。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名字踩在脚下，反动！反动！”立即，其他几个孩子也不玩了，跟着他围着我连续地跳着脚喊：“反动！反动！”我只好拉着妹妹，离开他们，来到街上。我们在一家商店前玩了一小会，刚要进门，忽然，一帮孩子堵住了我们的去路，那么突然，仿佛从天而降。由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我被吓了一大跳。我相信，此时的妹妹也一样吓得不知所措，我明显地感觉到，她的小手在我的手上越攥越紧。他们都是男孩子，一个个瞪着眼，攥着拳，玩具刀枪对着我们，好像是遇见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人足有七个，年龄和我们相仿，但块头比我要壮实些。我仔细一瞧，咦？不是刚才玩“方宝”的吗？怎么这么会工夫就变脸啦？“你是哪儿的？干吗把毛主席的名字踩在脚下？”一个满脸横肉、长得又肥又胖的“奔儿头”气势汹汹地问我。
　　
　　我不知怎么回答，犹豫着向后退了一步，差点摔倒。虽然妹妹吓得不敢说话，我却冒出这么一句：“你管不着！”这时候，肥胖的“奔儿头”，小眼睛一瞪，小拳头一挥，大声地招呼他的“士兵”：“同志们！敌人不投降，我们怎么办？”“揍他！”六七张小嘴异口同声，接着不由分说像群小老虎似的向我和妹妹扑来。妹妹吓得哇哇大哭。我躲过一个拳头，顺势搂住他的腰，用力向一个推去，一下子撞倒了两个。趁他们混乱，我急忙转身，拉起妹妹，飞快地穿过马路，一口气跑回家。看来，城里也不安全，城里的孩子真凶啊！这里的政治气氛比农村还要紧张，并一样深深地影响到孩子们。我和妹妹跑回到院门口，坐在台阶上，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休息了好半天，才去开门。妹妹一摸脖子，钥匙丢了。再回到商店门口找，却怎么也找不着了。没办法，我们只好等爸妈下班。我心里好怕，丢了钥匙，还不挨打？妹妹又要哭。
　　
　　奇怪的是，这天爸爸提前下班回家，听我支支吾吾地说把钥匙丢了，既没责怪我，更没打我们，只是迅速地弄开门，赶紧做饭。做的是面条，又快又省事。面条做好了，我们三个人刚稀里糊涂地吃完，妈就回来了。她很奇怪，问爸是怎么回事，爸刚要回答，一眼看见我和妹妹，就把妈叫进里屋，小声交谈。我把耳朵贴在门缝，一句完整的话也没听情。一会儿，爸爸出来了，他对我说：“走。”“去哪儿？”我不解地问。他一边说着，一边就推出了自行车，手按住车轱辘——还有气儿，“去你奶奶家。”我昨天才来的，怎么今天就让我走？我想，妈妈还没炫耀够他的儿子呢。可还没容我开口，爸爸早已把我抱上了自行车大梁。几分钟以后，自行车载着我们，早已驶过了城南，回头望去，家已经看不见了。
　　
　　“爸爸，这是怎么回事？”我问。爸爸一言不发，只顾使劲往前骑。我坐在大梁上，看不见他的脸，不多工夫，我们已经上了乡村公路。临出门的时候，我想告诉爸爸，天这么阴，会不会下雨？可是这时候，车子已经骑动了。天空变得更加阴沉，像涂了一层铅似的。那块云的形象特别可怕，仿佛张着血盆大口。太阳也许接近了地平线，也许还在天边低垂着。浓云密布，看不到也判断不出太阳究竟在什么地方。没有任何一丝光亮。刮起了风。由小变大。风吹在脸上，凉凉的。道路两旁高高的杨数叶和矮矮的紫树槐猛烈地摇曳着，树叶哗哗地响着。路上除了我们，前后一个人也没有，左右是无边无际的稻田。我真害怕。我不知道我们干什么去。爸爸仍一言不发，只是使劲地蹬着车。但因为顶着风，速度相当慢。天色渐渐黑下来了。远处，一道闪电划破天空，呈“之”字型。起初，雨点是很小的，很快就大了起来，一条条斜着的雨线织成了一面笼罩着一切的雨网。我浑身湿透了，水顺着裤脚子往下流。我想起，这么半天，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走出多远。“爸爸，我们还是回去吧。”我说。
　　
　　我真不知道有什么要紧的事情。雨声那么大，雷声那么响，我的声音却那么弱。风雨把我的声音吞没了。身后的爸爸，仿佛根本没有听到我的劝告。一辆自行车，载着两个人，在这风雷雨电之夜漂泊着，挣扎着。路变成了河，而车却变不成船。
　　
　　第二天，我得了感冒，非常严重，发烧，咳嗽，流青鼻涕。之后，又是打针吃药。那一天，爸爸也老是睡觉，身上盖着棉被。我在城里仅仅呆了两天一宿，就这么回来了。以后，又连续几天病在家中，没能去上学，不知道算不算旷课。十几年以后，有一次闲说话儿，我才偶然知道那个风雨之夜爸爸带着我匆忙出走的原因。原来，那些日子爸爸所在的工厂派性斗争正热闹，气氛非常紧张。本来他什么派都不是，只因无意中说了一句话，得罪了其中一派的头头。那个头头正是和爸爸同住一院的小铲儿的父亲。他扬言要派几个人到我家来教训爸爸一下，而且时间就在当晚。爸爸听说后，心中忐忑不安，还没等到下班，就找了个借口回来。回到家，胡乱吃了几口饭，便带着我慌忙出逃了。把我留在县城家里，他当然不放心。
　　
　　那天晚上，小铲儿的爸爸真会派人到家里来教训他吗？还是仅仅发个口信，吓唬他一下而已，好叫他以后老老实实，别再乱说乱动？或许是爸爸自己胡思乱想，心神不宁，导致他疑神疑鬼，神经过敏？这个，我就不清楚了。爸爸带着我逃到奶奶家没住几天，两天后，他就返回县城了。不管那里对他有多大危险，他也得回去。家里还有妈妈和妹妹。令人欣慰的是，后来倒也没有传来他遭到什么“教训”的消息。

　　二十二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又一个秋天过去了。现在离叔叔下台已两年有余。秋后的一天，在离奶奶家仅二百米的小队部墙外边，公布了当年的年终分配方案。确切地说倒不如说是欠账单。社员们劳动了一年，没有一户家庭有现金收入，倒欠了队里多少钱。人们失望至极，议论纷纷。敢说话的唠叨道：“罗振民的书记兼队长是怎么当的！”

　　这一年，国家为我们二队运来了十万斤返销粮。十万斤，是保障全队几百张嘴吃饱的最低数目。由于社员们没有钱买这些粮食，只好以记账的方式分到各家各户。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今年的队委会改选上。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叔叔，指望着他能够复出。但是，他能够东山再起吗？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是“八起八落”了啊。况且，他现在连走路都不稳当。一天晚上，奶奶家里一下子来了二十几个人，把院子坐得满满的。全都是我们二队的社员，他们相约好了，一块来找叔叔。干嘛？请他出山！那天，气氛极为热烈。有的社员说：“二叔，该你出山啦！”有的说：“二哥，咱二队没你不行。”对于乡亲们的这种自发的请求，说实话，起先还真是出乎叔叔的意料，他本以为，大家来他这里仅仅是发发牢骚的。他这样告诉大家：“我算不了什么，没谁地球都转。”“可二队没你就不行！”大家一致认为。面对着大家的殷切希望，叔叔决定不负重望，向罗振民一伙发动挑战。但是，有一个反对者，一个强有力的反对者。

　　谁？婶。她指着叔叔的鼻子大骂：“你要是再不长记性，小心你另一条腿！”别看平时叔叔好像有点怕婶，可在这个问题上，却毫不妥协。他决心再次出山。

　　人多嘴杂，我家院子里那天“开会”的事罗书记说听了。他的警告和婶的警告竟然惊人地一致：小心另一条腿。叔叔把这种威胁当作耳旁风。说干就干，叔叔开始了他的“非组织活动”。他首先去找公社。他在大队、小队、公社的“官场”上混了二十多年，从“互助组”时起就当干部，队里有群众基础，公社里有老熟人。在我们二队，叔叔还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那就是我们刘家人丁兴旺，是个大户。

　　人多，对一些事情就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叔叔企图扳倒罗振民，我们家还有一个反对者，那就是爷爷。爷爷好像对自己儿子的举动不甚理解，在叔叔搞“非组织活动”正忙的时候，爷爷还写了首诗贴在墙上，用来规劝叔叔。诗曰：人生在世似云烟，数十寒暑转瞬间。追求名利何来苦，大限一到奔西天！我的爷爷，那年已经六十多岁了。据他自己说，少年时他曾上过七年学。那时候庄户人家有几个能上七年学呢？确不多见。他的古文功底比较深厚。能模仿几句诗词律句，也不为奇。每到正月，有不少本村和邻村的人都来找爷爷写春联。爷爷则有求必应，把这当成一种乐趣。

　　可惜，爷爷的诗没有读者，奶奶不识字，叔叔没有任何文学爱好，姑姑虽然看一点小说，但对各种新诗旧诗则避而远之。于是，爷爷便把希望寄托在上小学的我身上。他每写好一首“诗”都要首先念给我听。我成了爷爷唯一的听众和知音。爷爷的诗没什么造诣，都是一些没有新意的模仿。如：玻璃小酒盅，家酿白玉明。细嚼花生米，好似卧天厅。热酒入了肚，精神百倍增。高谈与阔论，言罢到天明。模仿什么人的风格和意境，不是一目了然吗？正因为爷爷有点文化，爷爷还是五〇年入党的老党员呢，但仅仅几年以后，他的党籍就丢了。只是隐约听说他和当时的区委头头在工作上有什么分歧。反正就是从那时候起，爷爷就完全与权势绝缘，从此再也没有丁点的名利思想。在做好庄稼人的同时，他的爱好就是瞧瞧古书，哼哼古诗，写些“庭前小场院，屋后小菜园，猪羊两大圈，鸡鸭一大栏”之类的东西。爷爷虽然反对叔叔去和罗书记争斗，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简单的争权夺利，对无才无德、品质败坏的罗书记，爷爷也爱憎分明，还曾经为他赋“诗”一首呢：顽石一块半雕琢，似人似鬼真缺德。随波逐流假革命，挨骂招瞪没奈何。父母双亲吃“挂落”，三亲六故把汤喝。事到临头后悔晚，呜呼哀哉见阎罗。爷爷和叔叔虽然都有鲜明的爱憎，也有共同或相近的立场，但是他们的表现方式则完全不同。爷爷的作法是远离尘世，远离官场；叔叔则是被一种“责任感”驱使着，为了二队的社员群众和罗振民争，和罗振民斗。叔叔的努力没有白费。公社领导对以罗振民为首的领导班子这两年的工作极为不满，认为它拖了全公社的后腿。

　　在公社的干预下，我们队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叔叔由于在我们村当过多年的村干部，有着相当的群众威信，再加上刘家又是大户，他再次当上了队长。作为妥协的产物，保留罗振民党支部书记职务。说实在的，叔叔对罗振民没有任何好感，他根本就不愿意在罗的领导下工作。可是，他实在没有更大的力量和影响，他连个党员都不是，他无权改变党的基层组织人选。况且，那罗振民毕竟也有着一帮子人呢。另外，公社领导对叔叔和罗双方都做了工作，希望他们摒弃前嫌，搞好团结，把村里的事情办好。后来叔叔觉得这也够了，他担任了生产队长，就有权指挥全队的生产。叔叔新官上任三把火，迈开了大刀阔斧的第一步。首先，他不怕得罪罗书记，立即撤了狗剩子，不怕谁说闲话，恢复姑姑当记工员。之后，他在全队社员会上宣布，从今以后下地干活，每个社员当天让你干什么活，干多少活，当天你就得必须完成。不干活泡蘑菇转腰子偷奸耍滑的即使下了地也坚决不记工。不记工就没工分，没工分就分不了粮食。罗书记哭笑不得，只能口是心非地表示支持。何况，公社也是跟他打了招呼的，要求他对叔叔的工作给以配合，他也没办法，谁叫在他领导下工分只值几分钱呢。

　　罗振民来叔叔家和叔叔一起“研究生产”。那天，他进院门的时候，刚好婶婶正站在当院，她明明看见他，也不让道，反而冷冷地问：“有事不？没事儿该干什么干什么去！”罗书记实在哭笑不得。以后，我又数次看见罗书记来家里“研究生产”，可是每次，都没见到他们谈拢。关于下一个年度怎样搞好生产，我只听得叔叔的意见是，除了种好粮食外，还应该种十亩园子，十亩冬瓜，十亩西瓜，十亩花生，十亩土豆，十亩红薯……他一口气说了好几个“十亩”。罗书记反对的就是这好几个“十亩”。我坐在一边，听他们在院子里辩论。罗书记反对这好几个“十亩”计划的依据，就是“以粮为纲”。叔叔则坚持发展这几个“十亩”，他认为，只有那样，社员们除了粮食外，才会有一定的现金收入，集体也才会有现金积累。记得有一次谈崩了，罗书记说：“庄稼人的本分就是种粮食，你要种……种这个种那个的，运动来了可没我的份儿！”言罢扬长而去。这就是我们二队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全部内容。看来，没挨过斗的罗书记比有些挨过斗的人更怕“运动”。叔叔跟他谈不来，便照他自己的“既定方针”办。他信心十足地奔走于田间、地头，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连抽袋烟的工夫都没有。有一段时间，我们家简直就成了队部，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叔叔一件件地处理着这问题那问题。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次年秋后一决算，我们二队果然完成了叔叔奋斗的目标：日值八角多钱。零头我忘了。我只记得，打那年以后，叔叔的队长职务就再也没有被撤换过。他的这个职务一直当到了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彻底解体为止。进入九十年代，叔叔老了，头发完全掉光，四周的一圈也没了。农村没有养老金，已经六十开外的他继续为自家的生计奔波着。他的生活非常艰难。记得香港回归那年春节我去看他，他不在家，婶告诉我，他去给人家“看堆儿”去了。所谓的“看堆儿”就是给人家值夜班，每天晚上在工作地点睡一夜觉，每月只挣三百元。有趣的是，和他倒班的，正是原先我们二队的“老书记”罗振民。我个人对叔叔的评价是，他当年的那点作为实在算不了什么。

　　他当年唯一的本事，不过就是会当当队长而已，不过就是能让一个社员干一天“能够挣十个烧饼”而已。他极普通，和后来我们所说的农村的“能人”、“致富带头人”之类的毫不沾边。

　　二十三
　　
　　这一年，四丫头家里的干草堆也越来越高了。为了这一堆干草，她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啊。而这种努力和她的年龄是不极不相称的。每天，当小弟弟小五还在睡梦中，她就早早地起来了。自她退学以后，她成了家里的重要劳动力。早晨，她顾不上洗脸洗手，先给小五弄点吃的，小五吃完早饭后，她把他送到邻居刘四奶奶那里。刘四奶奶帮着看小五，作为报酬，每天从李春林的工分里为她拨去三分。安顿好小五，四丫头便开始了一天的主要工作——打草。她打草的地方还是在数里之遥的凉水河。
　　
　　河边的清草丰美而又茂盛。四丫头的胆量也越来越大，这一点真让人担心。她到了河边，不光在岸上、水边割草，而且不管天气冷热河水温凉，还要下到水里去。四丫头的力气也仿佛强壮了，从她每次背回来的草的数量就可以看出。原先她每天去河边一个来回，现在每天则两个来回。一个来回就是十里地。她的脸更黑了，更红里透黑了，手心的茧子也越来越厚了，如果谁拿起那双小手看一看，谁也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只有十岁的小姑娘的手。这双手应该是去写语文、算算术的啊！四丫头把草从地里背回来后，立即就在她家的房前屋后、院里院外铺展开来，绿绿的一大片。在烈日下暴晒，直到完全晒干了，再堆存起来。青草晒干草真不容易，五斤青草也未准晒出一斤干草来。晾在地上还不能不管它，上面的晒干了，还要用叉子把草翻过来，再晒底下的。赶上阴天还要等天晴了再多晒几天。有时，好不容易快晒干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又给淋湿了，还得接着晒。湿一点、潮一点队里都不收，必须保证质量。堆在一起的干草还要用东西盖起来，防止再次遇雨。要是雨把大堆的干草都给淋湿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干草还要及时通风，以防霉变。这些活儿在别人家都是两三个人干，年轻社员利用工余时间把草打运回家，妇女、老人在家翻晒。
　　
　　而四丫头的草，从割到运，从晒到藏，全由她一个人包了。了不起的四丫头啊，从秋到夏，她的干草垛比房子还高。别以为四丫头就是割草晒草，这仅仅是她每天劳作的一部分。上午，第一趟草运回来，立即将小五从刘四奶奶家接回来，接着，手脚麻利地给全家做饭，当她把饭菜烧好后，姐姐放学回来，爸爸也正好赶着小驴车从地里送粪回来。李春林仍然和从前一样，自从上次偷生产队玉米被抓住挨斗，老伴急死之后，情绪极其低落，对生活对未来没有了任何信心，感觉自己已经老了完了。每天的日子，和上一天相比，都不过是简单的重复，都是上工、送粪、下工，甚至连吃饭喝水都成了应付差使。他唯一的喜好只剩下了不言不语，一个人蹲着抽叶子烟。
　　
　　劣质叶子烟一支接着一支，呛得他不断地咳嗽。这仍然不是四丫头生活的全部，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她还要去拣煤核。冬天买煤要花钱，于是，她像许多贫苦孩子一样，要去公社大院旁边的垃圾场去拣煤核。公社机关大院墙外，有一个巨大的垃圾站，机关里运出的煤渣，就源源不断地倒在那里。另外，不远处的商店、合作社、信用社的垃圾也倒在那里。在这些倒掉的垃圾中，有一些没有烧透的煤核。这些煤核，仍然能够燃烧。有时候，四丫头就提着小篮，拿着小铲，到那里去翻找煤核。有时，那里最多能有十几个孩子在拣。翻拣出的煤核，背回家中，一点点积攒起来，到了冬天就可以用来烧饭取暖，多少可以省一点煤钱。拣柴禾也是一项重要任务。那时候，农村做饭一般都用大锅，这种大灶台锅的唯一燃料就是柴禾。柴禾从哪儿来呢？队里分的那点棉柴、棒秧根本不够烧，不够烧就得去拣柴禾搂树叶子。秋天，是搂树叶子最好的时节，凉水河两岸，有许多高大的树木，一到深秋，树叶纷纷落下。那里是四丫头常去的地方。星期天不上学的时候，我曾多次同她一块去凉水河边搂树叶。每次归来，四丫头的背筐总是塞得满满的。四丫头还千方百计地为家里增加现金收入。她会编草帽辫。编草帽辫是个细致活，可四丫头心灵手巧。编它挣钱虽然不多，但钱能够立即拿到手。因此，工余和饭前饭后，常常可以见到姑娘媳妇们，一边说话聊天，一边编草帽辫。甚至在社员大会上，妇女们也是一边听罗书记讲着“学大寨”，手里一边不停地编织着。姑娘们编那个东西的姿势可优美啦，手在胸前不停地晃动着，麦杆在眼前不停地跳跃着，随着时间的延长，那一包包长短不一的麦杆，在姑娘们的手里变成了长长的、好看的草帽辫。编草帽辫用的麦杆必须用水泡湿泡软才行。当编到一定的长度，好像是三丈，便可以把它送到公社的收购站了，按质论价，可以卖少到七分钱，多到两毛一。
　　
　　四丫头编的每次都能被作价到两毛一。那种草帽辫用的麦杆最细，编起来难度最大，图案最美，最受收购点欢迎。四丫头编的那种草帽辩，连比她大几岁的大姐姐们看了都不禁叫好称奇。四丫头用卖草帽辫挣的钱，为姐姐买了文具，为弟弟买了食品。四丫头的目标是争取每个星期让小五吃上一个带芝麻的烧饼。啊，四丫头，你不光是姐姐、妹妹，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还担负起了一个母亲的责任。除了干活持家，四丫头还忘不了她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学习。退学两年来，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尽管她早已退学，但她用自己挣来的钱，从学校为自己买来了算术和语文教科书。上不了学就自己抽空学，不理解就去问同学问大人。
　　
　　四丫头几乎每隔两天就要来向我讨教功课。而我也非常愿意她来找我，因为每次在给她讲解的过程中，等于我自己又温习了一遍。她的学习进度和学校是同步的。学校教到了哪一课，她也学到了哪一课。秋天过去了，寒冷的冬天到来了。地里再也割不到青草了。每到这时，生产队收购干草的时间也到了。四丫头今年晒了大约一千斤干草。一千斤干草，至少要用五千斤青草才能晒成！四丫头估算着，按以往每斤五分钱计算，可以收入五十元现金。想着着那未来的五十元，四丫头的脸都兴奋得透红了。她的辛勤劳动终于快有回报了。她甚至已为那五十元做好了打算：给弟弟扯一身衣服，给姐姐买支钢笔，给爸爸打瓶白酒……可是，今年我队的一个决定却让四丫头悲痛欲绝。队部墙上贴出通知，我队干草已经收够，不再收了。别的人家已经抢先交售了，四丫头去晚了一步。队里毕竟就那么十几头牲口，一个冬天收多少干草是有数的，收多了也没用。得知这一消息，四丫头急得哭了。她从幸福的浪尖，一下子跌入失望的谷底。
　　
　　这一千斤干草是她的全部希望啊！怎么办？四丫头急得团团转。她去央求保管和收购员，人家说，没办法，这是队里的决定。看着四丫头痛苦的样子，我给她出了个主意，让她去找我叔叔。听到我的启发，她立即找了我的叔叔。我也帮着她说情。其实，对四丫头家的情况，我叔叔是完全了解的。叔叔也很同情她。叔叔表示，要尽力帮助她。叔叔很快找到罗书记反映了这一情况。罗书记皱了皱眉头，说：“还有两户也找了我，和她的情况一样。”叔叔对罗书记说：“冬季草料的数量也不可能严可严儿，打着点富裕也没什么坏处。”罗书记绷着脸说：“再说李春林又是个富农……”此时，叔叔并不想和他讨论四丫头家的成分问题，他仍然坚持说，四丫头年龄不大，弄那么多草不容易，怪可怜的，能不能照顾一下？由于叔叔的一再坚持，最后，看在他是个队长的情面，罗书记才极不情愿地说：“不过，队里已经没有现金了。这么着，照顾她，收她一半吧，她家是超支户，钱，折以前的账。”叔叔立即让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四丫头。
　　
　　我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将这一“喜讯”告诉了她。四丫头听到后，立即找来手推车，我帮着她，一车一车地将草运往牲口棚。虽然没有拿到现钱，但这一半的劳动毕竟没有白费。可是，另一半怎么办呢？再去找罗书记是不可能了。四丫头还是着急，我也同样为她着急。这时，有人告诉她，能不能去问问其他生产队，也许别的村还有收的。听到后，四丫头立即去了临近的东街大队、西街大队、前街大队、后街大队、中街大队，可是，询问的结果都令她大失所望，这些村子都不收购了。难道眼看着这另一半劳动白费，眼看着几百斤干草全都烂掉吗？就在四丫头几乎绝望，甚至想能不能借点钱买只小羊自己喂的时候，从地里干活回来的小虎子告诉她，他姐姐婆家所在的村子，南店大队可能还在收草。听到这个消息，已经是傍晚了。第二天一早，四丫头就风风火火地跑往南店大队，结果真是令她喜出望外，收，现金收购。但美中不足的是，南店村的收购价不是预期中的每斤五分钱，而是四分。这意味着她的劳动价值立即就贬值了百分之二十。但是，四丫头已经顾不得这些了，第二天上午，她上中学的姐姐也请了一天假，同她一块将剩余的干草送往六里路远的南店大队。剩下的这另一半，原先估计有五百来斤，上秤一称，竟然足足有六百斤，卖了二十多元。
　　
　　钱当时就领回来了。当天，四丫头还以此为内容，写了一篇作文，让我转交林老师为她评判。她在作文里写道：今天，我拿到了卖干草得来的二十多元钱。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当我把这些钱交给爸爸时，他哭了，一把将我抱在怀里。爸爸说：“孩子，从今天起，我一定要振作起来，好好干活，好好活着，我一定能够养活得了你们，我一定要撑起咱们的家来！”

　　二十四
　　
　　以后，四丫头仍然像往常一样，白天干着各种各样的活，寻找着各种各样的挣钱门路；晚上，契而不舍地坚持着学习，隔几天就来找我一次，一块做作业，打听学校的事情，听我讲新学的功课。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她的生活就会命中注定地这样延续下去。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她的一生。一个星期日，我又照例拿着书包，去四丫头家找她一块温习功课。四丫头正好在家。她说，今天家里有客人，咱们在院子里复习功课。说着，她搬来一张小木桌，找来两只小板凳，于是，我们俩便在那里做起功课来。一会儿，四丫头说过的来她家的客人出来了。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性，从衣着打扮来看，肯定是城里来的。她出来后，走到四丫头身旁，关切地询问她近来的生活和学习。
　　
　　看得出来，这女性对四丫头极为喜欢，对她的家庭也极为熟悉。连我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啊，我想起来了，是在两年前四丫头妈出殡的那天。毫无疑问，是经常走动的亲戚。她和已逝去的四丫头妈模样有些相似。待那女性回屋以后，四丫头告诉我，那是她的亲姨，母亲的妹妹。她姨回到屋里，不知道在和李春林谈论着什么。一会儿，李春林出来了，叫：“四丫头，你进屋来，你老姨有事和你商量。”四丫头进屋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小桌子旁写着作业。不知道叫她干什么，对别人家的事我也并不关心。一会儿，四丫头从屋子里冲出来，哭着说：“我不去！我不去！”四丫头的老姨也跟了出来：“去吧，要不，你再想想？”“不去！”“去了，你就可以入红小兵了。”“我不入！”
　　
　　四丫头哭着跑出院子。“唉！”老姨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我看到，她的眼里涌出了泪水。下午，我和四丫头去搂树叶。这天，我们搂到的树叶特别多。背着小筐回家的路上，看着树上跳跃的麻雀，望着空中飞翔的燕子，四丫头脸上竟也露出快活的笑容。可是有时，一丝忧郁的神情涌上她的面颊。下个星期日，她的老姨又来了，李春林仍然和上次一样，把她叫进屋内谈话。可是，不长时间四丫头又一次哭着跑出来。他们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我猜想，和上次内容是一样的。记得最后一次，我才基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四丫头的老姨来自县城，她是来跟李春林商量，能不能让四丫头去和她与丈夫一起生活。姐姐的意外死亡，使她感到无比悲痛。这两年，她对姐姐的不幸遭遇，特别是对失去母爱的几个孩子的无限同情，促使她提出这一要求。听说，还有个主要原因，那就是她和丈夫结婚十几年来，一直没有生育，他们都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哪怕是领养的。她和丈夫都特别喜欢女孩。四丫头现在十一岁，实际上已经失学。她和丈夫都认为，如果提出领养四丫头，李春林估计不会反对，因为这样多少可以减轻一下他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彻底改变四丫头的命运。政治上，躲开了家里的富农成份，对前途将产生巨大影响；生活上，她和丈夫虽然都只是普通工人，但县城里双职工经济上毕竟比乡下农村家庭要强许多倍。四丫头和老姨、老姨夫自小就关系融洽，夫妻俩都非常喜欢她、疼爱她，要是她能够天天在他们身边，将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快乐。四丫头真是聪明、漂亮、勤快。据说，老姨刚把她的想法告诉李春林的时候，老实说，李春林还真有点舍不得，尤其是最近两年来，他仿佛重新认识了闺女似的，冷不丁有人要把她领走，他怎么舍得呢？可是仔细一想，他又觉得，不能光为自己着想，闺女的前程重要。如果四丫头能与老姨一起生活，不光可以躲开他的富农成份，她可以立即摆脱每天的繁重劳作，重新进入学校上学。于是，他由开始的犹豫，变成了与老姨站在一起，共同动员四丫头进城。
　　
　　但是，四丫头不愿意去。她毕竟不是三两岁的小孩，已经十多岁了，她怎么能离得开自己的亲爹啊！有一次，她跟爸爸谈崩了，她跟他大吵了一番。她说，我走了，谁去打草，谁去拣煤核，谁照顾小五！她心里装的事情太多了。可是，架不住老姨三番五次来，爸爸死乞白赖劝，四丫头还是同意了。但她有一个条件，就是让她在家里再住一段时间，等到来年开学再走。说真的，我还真不愿意四丫头走呢。她是我童年最好的伙伴，最要好的同学之一。

　　二十五
　　
　　一九七二年春节后，过了初五，奶奶决定带我到她的娘家住些日子。去那里的原因是她的老父亲病危了。我没有料到，这一住就是二十来天。在奶奶娘家的那些日子里，我如坐针毡，因为学校早已开学了。可是，奶奶一直等到老爷子去世，办完丧事，培了土，圆了坟，才和我回到家里。回到家，屁股还没有坐稳，小土子就跑来告诉我：“刘潞！老师让你上学呢！”一会儿，又有几个同学跑到家中，催促我：“再不去上学，就要开除你了！”我可不想被开除，可是，按学校的规定，旷课十五天就要开除。第二天去上学，我心中忐忑不安，我知道，我已经够开除的条件了。“铃……”上课了，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跑进教室。我也坐下——座位还给我留着。林老师还是那个老样子，头上扎着“羊角尖”，胳膊里夹着备课本，神情严肃地走进教室。“起立！”班长喊道，“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礼！”待大家向墙上的像片敬礼之后，班长又喊：“坐下！”林老师走到讲桌前，谁也没看，低头翻弄她的备课本。我想，她大概还没有看到我。林老师第一句话就是：“刘潞！你站起来！谁请你去啦？你旷课半个月，学校不要你了。”接着，她开始讲课。当然，以后学校并没有不要我，更没有谁来赶我走。我还照常读书，照常背语录。那时候的农村小学，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规章制度。其实，林老师早就知道了我这些日子没有来上课的真正原因。她发现我连续几天没来上课，就去问姑姑。姑姑和她虽然不在一个村，但她们互相认识。姑姑告诉她，我跟奶奶串门去了，至于为什么非得带着我去，姑姑这样向她解释：他离不开他奶奶，奶奶也不放心他。
　　
　　这以后，每当我看到林老师，总觉得好像有什么对不起她似的。所以我便尽量讨好她，让她高兴。我跟林老师在一起的日子还长着呢。为了能够改变因旷课在她心中造成的恶劣印象，我按时写作业，按时背语录，抢着擦黑板，经常做值日。有一回，在校园里，我看见好几个老头在劳动。他们搬砖、挑水、活泥，正在翻盖一间坏了的教室。我发现他们以后，就决心做一些好事，让林老师看看。现在不是还继续提倡每周做一件好事吗？我每天都做一件！说不定林老师一高兴，会把我旷课的事情忘了呢。于是，课间的时候，我就常帮那些人干活，经常满头大汗，浑身是泥。尽管我做了这些“好事”，却一点也不影响学习。
　　
　　在我的带动下，其他人也都来做这好事了，尤其是几个大个子男同学的到来，帮了那些老头很大忙，大大地减轻了他们负担。看到这一切，我心里很高兴，说不定林老师还会表扬我呢。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林老师没有表扬任何人。几天以后，当她发现一些同学经常去那里帮忙时，就在班上郑重地告诉同学们，不要去帮忙了，让他们自己干。那几个老头都是来我们学校义务劳动的四类分子。大家要做好事，可以去找别的事情去做，不要去他们那里。我很沮丧，我的努力白费了。从林老师提醒大家的那天起，我也不去那里了。林老师说得对，做好事，干点什么不行，干嘛去帮四类。但是，仅仅三天之后，我又重新回到了那劳动的队伍。这倒不是我对地富反坏右有什么特殊感情，我也和其他孩子一样，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对阶级敌人也恨之入骨，这是那个时代灌输给我们的，而是一天早晨，我突然在那几个干活的人中，发现了杨老师。啊，杨老师！我已经两年多没有见到杨老师了。就在我即将将她忘记的时候，她又奇迹般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杨老师还是原来的模样，只是脸上显得苍老了。大辫子已经剪掉，改成了短发，还戴着眼镜，因为天气寒冷，围着一条很旧的灰色围巾。
　　
　　记得，我第一次看见她，立即就认出她来了，我激动得跑到她面前，叫了一声：“杨老师！”开始，杨老师并没有反应过来，不是没有听见，以为不是叫她。也许，对于“老师”这个称呼，她已经觉得陌生了，成了极其遥远的过去。但她明白我是在叫她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了我，她从前的学生。杨老师毫不思索地叫出了我的名字：“你不是刘潞吗？长这么高了！”听着杨老师的夸奖，我心里喜滋滋的，可又不知怎样回答她。杨老师站在我面前，手握一把铁锹，身上尽是泥点。一时间，我和她互相称呼了之后，好像都没什么话好讲了。好半天，还是她打破了沉寂，她说：“小不点现在会系裤子了吧？”一句话，问得我和她自己都不由自主地笑了。我忙说：“会了，他早就会了。现在，我们已经上四年级了。”不过，我又不无遗憾地告诉她，“小不点因为家境困难，已经退学不念了。”杨老师心里还惦记着我们班。还惦记着她的学生们。我问：“杨老师。您怎么来干这个？”她说：“大队让我来的呀。”我想，这个派活的人真他妈缺德！怎么能将杨老师，一个四十岁的妇女分配到这里，和几个老头一起干活！这里，不论是和泥、挑水、搬砖，无不是重体力劳动。杨老师怎么能干这种活？怎么能和四类分子们在一起！这领导真他妈混蛋！但是，在杨老师面前，我不能讲粗话，更不能骂人。以后，杨老师干活的地点，成了我常去的地方。就连课间十分钟这么短的时间也不放过。每次见到她，我都恭敬地叫她一声“杨老师。”但是有一天，杨老师郑重地告诉我，不要再叫她老师了，她早已不是老师了。可是，这个要求我感情上还真接受不了，因为自从我认识她那天起，她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永远改变不了了。我不同意她的要求，可她坚持说，不要那样叫，影响不好。“那，我叫您什么呢？”“你就叫我杨阿姨吧！”我勉强地接受了这个称呼。但我实际上很少那样称呼她，只有在她特别提醒的时候才那样叫，许多时候仍然不知不觉地叫她“杨老师”。
　　
　　我开始拿着书本到她那里去。我特别喜欢带着语文课本去找她。在杨老师面前，我毫无拘束地把我所有不懂的问题说给她听。而杨老师呢，也非常高兴、非常认真地为我讲解书中有和没有的各种知识。杨老师讲的语文课还和从前一样，通俗易懂，生动有趣，令我百听不厌。令人非常奇怪的是，许多我在课堂上听不懂的问题，到了杨老师那里，立即迎刃而解。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时光，不光使我感到过得充实，而且她也一样会感到充实，再次体验到了当一个教师的快乐与责任。
　　
　　不用说，我这些日子的活动很快被大家发现了。有几个人赶紧去林老师那里去报告。实际上用不着报告，林老师自己也看到了。在一次班会上，林老师谈到了我的问题，当然不是表扬。她说：“他（指我）最近总到正在干活的那几个人跟前去，并帮他们干活。那些人需要水，他就去抬；需要泥，他帮着活。特别严重的是，他还跟一个从前的教师，一个反动的教师打得火热。大家都知道，那都是些什么人？全是四类，全是地富反坏，他们来我校干活，是来接受我校广大革命师生监督、改造的，他去帮他们那不是去做好事，而是去做坏事！同学们，大家都不要向他学习啊！”林老师最后几句话，是那么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灵。我知道，此时此刻，全班同学肯定都在盯着我、议论着我，我低着头，恨不能立即找个地缝钻进去。林老师，您没有看见吗？几天以来，我没有再帮那些地富反坏，我帮的是杨老师。杨老师，她还是你林老师的姨母呢，是你的长辈啊！林老师，您曾在大会上宣布断绝和杨老师的关系，可断得如此彻底！您就这样表现政治上的进步吗？下课的铃声一想，我立即跑出教室，来到学校南边的墙外。杨老师正在那里劳动。我觉得，天下只有杨老师一个人能够理解我，能够安慰我。在杨老师面前，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只有在杨老师面前，我的眼泪才能尽情流淌。
　　
　　为此，林老师发动了全班对我进行帮助。她要求每一个同学都要发言。名曰“帮助”，实际上成了变相地揭发和批判，只不过我没挂牌子，没坐喷气式。会上，有一位同学当众揭发，说我不止一次地管我们村的李春林叫大爷。我们学校规定：只准对贫下中农讲礼貌，不准客气地称呼成份不好的人，即使他比你年长几十岁。否则就是没有划清阶级界限，就是丧失阶级立场。我因为叫了富农分子李春林为大爷，便被当众揭发了，在全班面前，我承认了这一“错误”，但我无论如何不愿把杨老师和坏人联系在一起。
　　
　　帮助会结束了，我又怀着满肚子的委屈，到学校南边去找杨老师。可是，那里干活的只有那几个老头，惟独没有了杨老师。“杨老师呢？”我问他们。他们回答：“她不来了。”原来，麻子校长把杨老师给赶走了。杨老师永远不来了。知道这消息后，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想再见到她，我还有许多话要对她说，还有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要向她请教；另一方面，我又希望她尽快结束在这里的体力劳动……忽然，我惊奇地发现，在这残墙的墙跟，竟然有着一丝绿绿的东西。我蹲下去，认真地看着它，是一棵小草。这是一棵很小的草，它孤零零地长在墙跟，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呢。
　　
　　啊，在这严冬之下，尽管它还十分弱小娇嫩，每时每刻都被摧残着，但它仍然顽强地吸收着养分，吸收着阳光，顽强地生长着。我相信，它决不会被冻死，决不会萎缩，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它一定会枝繁叶茂，成为充满希望的绿色一束。啊，杨老师，你在哪里？啊，春天，你何时来到？

　　二十六
　　
　　奶奶吃饭越来越少了。她的饭量在惊人地减少，才几个月时间，已经发展到每顿饭只吃几口。奶奶也明显地消瘦了，走路一晃一晃的，颧骨突出得极为分明。全家人都为奶奶的身体担忧着。姑姑劝奶奶到公社卫生院查一下，可说了好几次，奶奶也没去，奶奶说：“没什么大毛病。去医院，又花钱，又麻烦。家里还有这么多活。”
　　
　　可就在这时候，还有人气奶奶。谁？婶。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婶是常和奶奶吵架的。究其原因，都是一些鸡毛蒜皮小事。婶和叔叔，带着他们的兰兰和东东，名义上是已分家单过，可婶还是千方百计地占这屋的便宜，常常打发东东到奶奶这屋要这要那。比如，东东从外面玩回来，说：“妈！我饿了，要吃饽饽。”婶就说：“跟你奶奶要去。”“妈！我的算术本用完了。”兰兰说。婶这样告诉她：“你奶奶昨天刚卖的鸡蛋，去跟你奶奶要钱。”有一年，正是毛桃成熟的季节，奶奶、姑姑和爷爷把大部分已经熟了的桃摘下来，分装在两个笸箩里，准备过两天拿到集市上去卖。奶奶放下装有毛桃的笸箩，就到外面干什么去了，回来时奶奶发现，桃明显地减少了。哪去了呢？被婶偷着装进她的墙柜去了。
　　
　　那年，院子里还有九棵桃树，本来说好了，五棵归婶，四棵归奶奶，可婶还不知足，还要变着法儿占奶奶的便宜。她这样做，还不许别人说，只要没被别人捉住，哪怕是两分钟以前的事，她也决不承认。奶奶从来没和她计较过那几斤毛桃，可有时也不免唠叨她几句，因为她经常做这种事情。可婶呢，嘴就是硬，死不认账，还撒野撒泼。有一回，真把奶奶气得够戗。也是那一回，把叔叔也惹火了，牛脾气一犯，把婶揪到当院就是一顿鞋底子。奶奶病了以后，婶的这种行为依然没有收敛。这天，奶奶在外屋做晌午饭，揭开锅放到里屋，便到院外抱柴禾去了。这时，正巧东东从外面放学回来，刚进外屋就喊：“妈！我饿了。”那屋，婶一掀门帘，对东东说：“你奶奶正蒸馒头那，快，多拿两个来！”于是，东东便进到这屋，一手抓一个，还企图用嘴叼起一个，大概因为太烫，叼了两次没有成功，只得作罢。他做这一切的同时，连炕上还坐着我这个大活人都没看见。就在他抓着两个馒头刚要溜回那屋时，姑姑正好也收工回来，一见，立即把两个馒头夺过，扔回锅里，厉声训斥东东：“你爹不管你饭？”她有意大声说给那屋里的婶婶听，她最不待见婶婶这种行为了。“哇”地一声，东东大哭起来，躺在地上打滚儿。婶立即从那屋出来，拉起东东，冲姑姑大嚷：“你跟孩子一般见识，不就俩破馒头嘛！东东别哭，妈带你买油饼去。”她还不依不饶，不断地甩着各种闲话。姑姑气不过，就和她争吵起来。这时，奶奶从外面抱柴禾进来，明白了怎么回事，她立即说姑姑：“你也是，他一个孩子能吃多少。”姑姑说：“我说的是大人！”奶奶那馒头端上饭桌，摆上一盘菜，喊：“东东！赶紧过来吃饭，吃完去上学！”其实，奶奶不吃，也得先让东东吃。东东刚要进来，被婶一把拉住，按在炕沿上照着屁股“啪啪！”就是两巴掌：“不准去！那馒头有毒，药死你！”
　　
　　奶奶因为馒头引发的事件，觉得胸部噎得厉害，吃饭时刚吃几口就吐出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十几天。至此，叔叔和姑姑决定，不管奶奶愿意不愿意，一定要送奶奶去医院检查。在县医院仅仅一天，检查结果就出来了。那结果令全家悲痛欲绝：奶奶患得是食道癌。当姑姑问是否还有可能医治时，大夫摇摇头说，奶奶的病情已进入晚期，建议好好伺候，准备后事。就这样，奶奶回到了家。姑姑强作笑颜，告诉奶奶：“医院说，您没有什么大毛病，三个月去复查。”一转身，泪水立即涌出了眼眶。
　　
　　奶奶真地相信了姑姑的话。她又像往常一样了，早晨起来生火，中午下午做饭，饭前饭后喂鸡鸭。奶奶仅仅干了一天，就被姑姑制止了：“您虽然没有什么大毛病，可身体并不好，要绝对歇着。”她强迫奶奶躺在炕上。婶还是没心没肺，仍然每天把兰兰送到这屋来让奶奶看着。
　　
　　婶年轻的时候虽然懒，可不能不下地干活，不干活就没粮食吃。她这个一推六二五的办法，据说还是跟一个邻居学的。那个媳妇教她：“你把孩子往炕头上一扔，一句话甭说，就走你的，我就不信，她的孙女要拉要尿要吃喝，她眼看着不管！”婶一试，这办法果然灵验。于是，奶奶一面养病，一面在炕上做针线，同时还要照看兰兰。奶奶哄兰兰玩最爱唱童谣：太阳出来点点红，师父骑马我骑龙。骑着青龙上东海，东海有我丈人家。大舅子出来往家让，小舅子瞧见往家拉，里里拉拉到他们家，隔着门帘瞧见她：圆盘大脸黑头发。奶奶说得好听极了，兰兰被逗得笑出声来。奶奶还用一只手指头，点着兰兰的小脚丫儿，逗她说：点，点，点牛眼，牛眼花，卖甜瓜，甜瓜苦，卖豆腐，豆腐烂，摊鸡蛋……兰兰相信，她的奶奶是世界上最好的奶奶，谁的奶奶也比不了。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奶奶就像现在教兰兰一样，教我说那古老的童谣：小姑娘，十几啦？婆婆捎信儿要娶了。一对龙，一对凤，金瓜钺斧朝天凳。小红鞋，蝴蝶梦。爹也哭，妈也哭，姑爷过来劝岳父：岳父岳父你别哭，姑娘到我家，梳油头，戴大花，红门帘，盖红被，扎花枕头要一对。八仙桌，摆银钟，乌木筷子摆茶盅，白面烙饼卷大葱，咬一口，卡卡崩！听着病中的奶奶说着这些童谣，我也倍受感染，再也没有了从前那种“老掉牙”的感觉，仿佛是第一次听见。我真愿意永远这样听下去。奶奶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已经到了滴水不进的程度，仅靠自身残留的那点营养维持生命。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魔折磨着她，谁都无能为力。起先，奶奶还真的相信过些日子家人会送她到医院复查，可一个多月了，家人谁也没有再提起过这回事，只是偷偷地抹眼泪，每一个人都尽自己的能力，把奶奶伺候好。连兰兰和东东都特别听话了，每天都要甜甜地多叫几声奶奶。全家人，包括婶，都日夜守护着奶奶。
　　
　　这天，经过一阵剧烈的疼痛之后，奶奶用最后的一点力气，从褥子底下拿出两件小衣裳，吃力地对婶婶说：“天凉了，我给兰兰和东东做了两件小坎肩，一人一件，让两人穿上……”婶双手接过坎肩，哽咽着：“妈！”她想说什么，却想不出怎样来表达。半晌，她才拉过兰兰和东东：“快穿上，让奶奶看看。”看着兰兰和东东把小坎肩穿上了，奶奶的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奶奶又拉过我的手，断断续续地对爸爸妈妈说：“潞潞在家，十年了……现在，我把他……还给你们……”第二天夜里，奶奶去世了。她在被病魔折磨了几个月之后，终于走完了人生历程。临“走”的时候，她没有任何遗憾，她把她该做的一切事情都做了交待。
　　
　　站在奶奶的坟前，眺望着马驹桥这块辽阔的原野，我在心里说：马驹桥，我是多么舍不得离开你啊！

　　二十七
　　
　　一九七二年过得真快，转眼冬去春来。再过不久，奶奶的院子里又将开满一树一树的桃花。可是，我却要随父母去到县城上学了。老实说，我还真舍不得离开凉水河岸边的这个小小村庄。我是在这里长大的，我对马驹桥这块贫瘠而多难的热土，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离不开我们的学校，离不开我的老师和同学们，更重要的是，离不开这里的亲人们。我真愿意永远生活在这里。我曾将“等到初中毕业再回城里”的想法与父母商量，但爸妈说，不行，爷爷岁数已大，不能再拖累他了。父母已经决定我立即回县城念书。没办法，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告别了家人，来到我完全陌生的县城。促使我同意转学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在小学四年级这一年特别不顺。因为我和杨老师的关系，林老师已把我搞得声名狼藉。班上的不少同学，受林老师的影响对我产生了这样那样的看法。由于我坚持“错误”，听不进别人的批评，连林老师也厌恶我了。作为一个学生，连自己的老师都不愿意理睬自己，那滋味是很难受的。我的“红小兵积极分子”的资格也被取消了，学校组织的红小兵活动再也不让我参加了。但是，刚一同意转学，我就立即后悔了，初到城里，我将面对着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没有熟悉的朋友，没有要好的伙伴，还将意味着一年当中，除了寒暑假，我再也见不到姑姑、叔叔和爷爷了。
　　
　　临回城不久，我又一次设法找到了杨老师，告诉她我即将去城里念书了。杨老师听了非常高兴，鼓励我好好学习，她还把她的一支钢笔送给了我。那支钢笔她用了许多年了，在别人看来，它也许是一支极普通的钢笔，值不了几个钱，但它却伴随我度过了整个学生时代，成了我心目中最为珍贵的东西。
　　
　　一九七三年，春节刚过，我终于结束了我在农村十一年的生活，背着我的书包，来到父母身边，成了一名五年级小学生。
　　
　　没想到，在县城第一天去上学我就迷路了。我由妹妹带着去学校。通往学校的那条路，叫中山大街，我们的学校，就叫中山小学。为什么这条路取名中山？为了纪念孙中山？中山大街，名义上叫“大街”，实际上是很窄的。当我走在这条昔日曾经是这个县城主要大街的路面上，看着两旁的树木、房屋以及一同前往上学，穿得花花绿绿比我们农村学生明显要干净和整齐的孩子们时，我又一次真切地感到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我已经离开了故乡，离开了姑姑、叔叔、爷爷，还有奶奶，还有婶，还有杨老师、林老师，还有所有曾经引起我愉快和不愉快、值得记忆和不值得记忆的人们。在新生活面前我将会怎样呢？不知道。
　　
　　学校的门口明明是在路北，我却转了向，仿佛觉得它在路南，而且怎么也转不过弯来。 学校的传达室建得像岗楼一样，挺高挺高的。我和妹妹从旁边经过。她把我领到老师的办公室便离去了。妹妹离开后，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角落里默默地等待着。
　　
　　这间看上去非常低矮的办公室，面积不大，大约比一间教室略小一点，仿佛是个建于许多年前的临时建筑。设备非常简陋，每位老师的办公用品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一桌、一椅，桌子上不规则地摆放着蘸水笔墨水瓶，还有未改判完的学生练习本等等。办公室里的人还算不少，虽然热闹并不喧嚣。每个老师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小学里女教师占绝对优势，这里也不例外。屋子中央，安着一个大洋炉子。现在正是二月份，天气还非常冷，炉身被烧得微红，上面“坐”着一吊子水，水已经开了，白色的水蒸气从壶嘴口和壶盖下喷出来，把壶盖冲得一动一动的。水蒸气缓慢而又迅速地升腾着、消散着。
　　
　　来了。我的老师终于来了。她人刚进来的时候我并知道她是谁，直到她把我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地打量了不止一番并跟我说话时，我才明白，她就是我的老师。
　　
　　“你叫刘潞？”
　　
　　“潞河的潞。”
　　
　　“几岁了？”
　　
　　“十二岁。”
　　
　　她的装束，和我们乡下的妇女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和农村的小学教师也有很大差别，从发式到穿戴。后来我知道她姓陈。陈老师三十多岁，两只小刷子扎在脑后，脸是白净的，坦率地说，并不漂亮。手腕上戴着手表，大部分被毛线衣盖住，只剩下光亮的一圈。最使我看着别扭的是，她穿着一件呢子大衣，那大衣说是上衣又很长，说是大衣又很短，从前面看，刚好盖住膝盖。她的这身装束，更增加了我的陌生感。
　　
　　陈老师继续问我：“你以前上四年级？”
　　
　　“是，今年该上五年级了。”
　　
　　“十几啦？”
　　
　　“刚才您已经问过了，前几天刚过十二岁生日。”
　　
　　“是红小兵吗？”
　　
　　“不是。”说到这里，我看到陈老师皱了皱眉头，似乎有些失望。
　　
　　“学习怎么样？”
　　
　　“还可以。四年级期末考试，语文、算术都在九十分以上。只是，体育仅仅及格。”
　　
　　我心里想，陈老师怎么这样没完没了地问。赶快带我去班里吧。
　　
　　陈老师侧着身子，用那样一种目光斜视着我，好像对我说的话一百个不相信。不知为什么，在她的目光下，我竟然低下了头。
　　
　　她说：“到了一个新的班集体了，就应该表现得更好，学习也应该更加努力，发扬原来的成绩，改正以前的不足，和同学们搞好团结。”
　　
　　我想着我应该说些什么。
　　
　　“走，到班上去吧。”话音未落，她已经出了教室。
　　
　　我慌忙跟上去。
　　
　　中山小学看起来比较大，大约有二十多个教室。许多年以后，我才清楚，其实这个学校是很小的——在这县城里。为什么我当初觉得那么大呢？那是因为我刚刚从农村过来，不知不觉中我把我们村的小学和它做了比较。那样一比，这里当然显得大了。
　　
　　通往教室的小路两旁种着小杨树，树不高也不粗。现在正是二月，阳光虽然不错，但空气还相当寒冷。几天前下的雪还没有融化。教室顶上、小树枝上，还残留着积雪。天上没有云彩。树枝上还看不出一点绿意，没有风，树枝不摇也不动。
　　
　　我所在的五年级四班紧挨着后门。这个学校既有前门，又有后门。十几年以后，当我参加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场就设在这所小学。我再进去的时候，发现学校的变化很大，绝大部分教室已经翻修，还盖起了一座三层教学楼，仅有几间房子还保持着原先简陋的老样子。原来的前门变成了后门，原来的后门变成了前门。
　　
　　当陈老师带我向班里走去的时候，教室门口有几个学生正在向这边张望。
　　
　　“老师，这是谁？”门口围上来几个男生问。
　　
　　“他就是我说过的那个新来的同学。”陈老师回答。
　　
　　这些男生——还有个别女生，一个个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伸长了脖子，争先恐后地打量着我。我感觉有些奇怪，我有什么可瞧的？我也是一个人，你们以后熟悉了就正常了，我又不是动物园里的大熊猫或金丝猴。
　　
　　同学们打量着我。待他们把我从上到下仔细地审视了一番之后，有的人嘴角竟然露出了冷笑。看得出来，他们之中有的人感到失望。我隐约听到有人说道：“真土气！”“土鳖！”
　　
　　是的，第一次站到城里孩子们面前，我确实很土气。我身上还穿着奶奶为我缝制的黑色棉裤，脚上还穿着奶奶亲手做的棉鞋，连我背着的花书包也是奶奶用碎布条拼制而成的。
　　
　　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上课的铃声响了。

　　二十八
　　
　　初到这个班，给我感觉上最大的不快就是我从农村带来的土气和同学们造成的隔阂。这种“土气”既有衣着和语言上的，当然还包括气质上的。我要和从小生长在城市的同学们完全融合在一起，看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初到五（4）班，最使我喜出望外的是，我发现了四丫头。她坐在第三组的第三个座位上。完全出乎意料，在我几乎把她忘了的时候。我想起一年前，她的姨母把她带到了县城。养母还为她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李芳。
　　
　　与我同时新到这个班的，还有一位小同学，名字我忘记了，只记得大家叫他小个子。如果说我的到来给这个班带来了“土气”的话，那么小个子的到来，简直是给这个班带来了耻辱。我记得，他是继我几天之后来到这个班上的。他第一次站到同学们面前，特别是男生们更是无所顾忌地对他品头论足：
　　
　　“哼！个子真矮。”
　　
　　“还没我妹妹高呢。”
　　
　　“我一个手指头就能捅他一个跟头。”
　　
　　一个同学还说：“听说又来一个男生，本来我还以为能给咱们班的足球队添一个主力呢，没想到是这么一个！”
　　
　　这个同学确实长得很矮，所以大家瞧不起他。
　　
　　班上还有一个名字像女生一样的同学：张雄燕。其实一个“雄”字，就足以证明他是男性。这个同学也时常成为大家嘲笑和挤对的对象。
　　
　　实事求是地讲，张雄燕虽然人长得高大，智力、记忆力却弱一些，至少是反应能力明显差。不知道他来自农村还是城市。听说，他也是前几个月才从别的地方转来的。反正他跟我一样，出来乍到一个新的环境，对许多规矩都是陌生的。这里的许多规矩他都不懂。比如，刚上课时全体起立，男学生要摘下帽子，女同学要解下围巾，由于张雄燕总是忘记这点，老师对他怒目半天，他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比如，上课听讲时，双手必须放到背后，连我都没有听说过。
　　
　　城里的小学对学生的素质要求比农村小学相对要高一些，课程我必须赶快跟上。农村的小学不设外语课。人家这里已经学了两年外语了，每个人掌握了几百个英语单词。第一次英语小测验，我竟得了零分（要是得了100分那才奇怪呢）。看来得加紧适应。
　　
　　小个子的座位在第三组的最前边一排，在我面前，和一个男同学同桌。上课的第一天，同桌的那个男生就在桌子上三分之二的地方，用粉笔划了一条直线，说：“不许侵犯我。”他说话的声音不低，连后排的我都听见了。我想，这个同桌怎么这么霸道？
　　
　　但是，对他划定的这么一条蛮横无理的“边界”，小个子竟然默认了，至少他没有提出抗议。小个子个子小，老实又胆小，为了不“侵犯”他的边界，只好利用课桌剩下的三分之一地方。上课时他还只好把凳子往外挪一挪。如果有人站在我们组的最前边看，肯定会发现，全组只有小个子一个人和全组不整齐，撇出队伍一块，好像拐了个小小的弯子。
　　
　　小个子的同桌叫什么来着？对了，叫安大柱。这是个俗气得不能再俗气的名字。虽然他欺负别人，但他在班上也属于个头最矮的同学之一，长得也“瘦干儿狼”似的。小个子转来这个班，虽然大部分男生感到失望，但只有一个人对他的到来感到幸运和欣喜。这一点我敢肯定。谁呢？安大柱。原来在这个班里，由于他个子最矮，总是受别人欺负，这一点我也已经发现。例如，开学不久，天气还很冷，教室里还升着炉子，早晨上课前或课间的时候，总有一大群人围着炉子烤火取暖，他却从不敢上前，虽然他穿得那么单薄，总是缩着脖子。偶尔他也试探着凑过去，别人骂一声“滚蛋！”他就得赶紧退后一步，一声不敢言语，甚至有的大个子男生只用眼睛瞪他一下，他也立即溜之大吉。
　　
　　而在小个子这个新来的同学面前，安大柱却完全是另一番趾高气扬的样子。他对待小个子，就像别的人对待他一样。由于他俩是同桌，他经常像首长对待士兵一样发号施令：“给我捡起铅笔！”“给我拿过橡皮！”“快点，要不老子就不客气了！”这样，表现了他这样一种心理：他安大柱不再总受别人欺负了，他也可以欺负别人了；同时，也是向周围的人表明，他不再是班上最小、最矮、最受气的人了，起码跃进到了倒数第二。
　　
　　为了证明他不是最矮，排队的时候，他竭力让小个子当小排头，他排第二个。这样，也是为了向人们宣告，他不是班上最矮的人了。其实，他与小个子是一般高的，谁当小排头都无所谓。
　　
　　安大柱还是个“熊奸坏”，做课间操的时候，每次做到“踢腿运动”，他都有意用脚踢小个子。小个子如果对他的专横跋扈稍有不从或反抗的话，他都要进行报复。
　　
　　班上还有一个人经常挨欺负，他叫刘新怀。他倒不像安大柱那么矮那么小，而是很高，细高细高的。排队，如果小排头在前，他可以排到倒数第四、五个。他也很有劲，推铅球能推出很远，跑得也不慢。单凭这些，别人也许看不出他和大家有什么区别。可他为什么总受气呢？我所看到的他总是沉默寡言。课间的时候常常哪儿也不去，就坐在他的座位上，或写什么或看什么，或干脆呆着，连厕所都很少去。他上身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上衣，脚上是一双破球鞋。他戴那个帽子最有意思了，又破又旧，帽檐非常柔软，呈波浪型耷拉着，就跟几年后上演的一部电影《青松岭》里的反派人物钱广戴的那顶差不多。头一动，那帽檐也会随着颤动。听说刘新怀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他爸爸经常挨斗，甚至还拉到他上学的这所小学校来斗过。不过，这我倒没有看见过，那时，我还在农村看各种批斗会呢。这便是刘新怀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经常挨别人欺负的主要原因。对于别人欺负他，他向来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他学习较好，遵守纪律，从来没有听过哪一位老师上课时点过他的名字——尽管一位科任老师非常爱点学生的名字。我敢说，上课时他的腰总是挺得直直的，双手也总是规规矩矩地放在背后。
　　
　　他的名字叫刘新怀，可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彭德怀”。那时候彭德怀这个名字，在小学生的心目中，当然还是个臭不可闻的大坏蛋。起这么个外号是为了丑化他。我刚来到班上的时候，别人那样喊他，我还奇怪呢，心想他的爹妈怎么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后来，有一次发作业本的时候，我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
　　
　　他挨欺负相当严重。如果他和某一个人打架（当然是男生），确切地说，如果某一个男生存心找茬打他，别人就会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非把他打得捂着身上某一个地方哭都哭不出来为止。大家就是这样表现着他们的“阶级”爱憎，仿佛他就是个资本家，而不是某个“资本家”的儿子。
　　
　　围攻刘新怀时，杨军这个人最起劲。杨军这个人，给我的最初印象相当坏。他个子最高，膀阔腰圆，全班他最“横”，谁也不敢惹。最坏的是，他虽野蛮霸道，却从来不在老师面前显山露水。在陈老师面前，他总是以一副好学生的面目出现。他欺负别人，如果老师问是怎么回事，他总是头一个抢着向老师表白，“别人欺负刘新怀，我护着他”之类。他可以用拳头作为威慑力量，强迫某一位同学向老师汇报他星期几曾帮着第几组做值日，星期几放学后曾一个人在教室里修理桌椅。他就是凭着这些“表现”蒙蔽着陈老师，骗取着陈老师的信任并被委以重任。他很早就加入了红小兵并当上了红小兵中队长。由于他的“威信高”他还是班上的体育委员。全班上操或上体育课时，他在队伍前喊号子，可威风可神气了。我清楚地记得，从前，体育委员喊“立正”时，从来都是把立正的“正”字发成上音，而他却别出心裁，故意发成去声或轻声，非常短促，仿佛这样也能增加他的威严。
　　
　　他打刘新怀，那才叫心毒手狠！一拳下去，能把他的脸打得肿上好几天；一脚踢下去，能把他踢得抱着肋骨趴在地上好半天起不来！而他却在一旁开心地大笑。那天正好陈老师看见刘新怀在哭，问是怎么回事，刘新怀不敢说，杨军替他说：“刚才不小心从单杠上摔下来了。”
　　
　　上体育课他最吃香。踢球的时候，那个小足球几乎总是在他的脚下。从来没见有人敢跟他争球。如果有谁敢冒杨军之之大不韪，跟他太岁爷上动土——争抢足球，他就会毫不客气地一脚将球踢到你的肚子上或者脸上。经常，他一看别人，别人就会乖乖地把球传给他。
　　
　　只有一个人敢跟他叫板，他叫“叫驴”——当然是外号，这个同学真名叫什么，我倒忘记了。只记得他的嗓门特别大。“叫驴”敢跟杨军抢球，是因为他们两个平时非常要好，是哥们，他不会真伤他。如果杨军真有意制他一下，他也自有他独特的办法。我看到，当杨军又带着球向对方进攻的时候，“叫驴”常常背对着他，弯着腰，用自己的屁股迎向他。他的办法是倒退着，一点一点地向杨军逼进，到了跟前，大叫一声，伸腿就抢，抢不到便迅速逃走。“叫驴”不光嗓门大，屁股也长得特别硬。有时，杨军知道他又要来这一手了，只得无可奈何地将球向“叫驴”的屁股狠狠踢去。不过，即使这样，“叫驴”也常常抢不到球，因为球撞到他的屁股上又会立即反弹回去，球仍在杨军脚下。屁股那地方脂肪厚，肉多，弹性好，“叫驴”守门也免不了用屁股。
　　
　　刘新怀见了杨军，就仿佛耗子见了猫一样。全班的男生都怕杨军。为什么全班杨军最“横”？所有的人都知道，杨军的爸爸过去是造反派，从前在这所小学里当过工宣队长，现在则在一所中学担任着同样的职务，有相当的权势。
　　
　　也有不欺负刘新怀的，例如小同学小个子。因为刘新怀毕竟个子很高，又有把子力气。有一回另一位小同学安大柱不知天高地厚，非要和刘新怀比试摔跤。刘新怀没办法，只得和他摔，他让安大柱抱住他的腰，只一下，就将安大柱摔倒在地。再摔，也一样容易。这安大柱哪里摔得过张雄燕，仨也不行。
　　
　　打那以后，安大柱再也不敢和刘新怀摔跤了。

　　二十九
　　
　　又上体育课了。我想大概又是“齐步走、左转弯”之类。还好，刚排好队，体育老师就宣布，这堂课女生踢毽子，男生踢足球。我们学校的操场不大，绕一圈也就二百多米，不是规范的操场。四周栽着一圈大树，所以面积更显得狭小。北边的墙很高，外面是大街，另一面墙外是民房和胡同。操场东西长，南北短。西边的足球门还像个样子，东边的早没了。
　　
　　女生们都踢毽子去了，男生将在这里踢足球。但是，比赛还没有开始，就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或者说是争执吧。
　　
　　班上共有二十二个男生，按理说，分成两组没问题，一组正好十一个人。可是，分来分去，哪个组都不愿意要小个子！理由是嫌他个子矮、跑得慢、力气小、反应迟，都想把他推给对方。同学们你指着我的眼睛，我指着你的鼻子，一个个争得脸红脖子粗。小个子一个人呆呆地站在一旁，看着大家争吵。我觉得非常可笑，我听着他们的争论：
　　
　　“他（指小个子）也算一个人？！”
　　
　　“你们干吗不要？”
　　
　　“还没足球高呢！”
　　
　　说这最后一句话、嫌小个子个子矮的是安大柱。有了小个子，他也可以公开挤兑人了。其实，他难道比他高吗？一点也不。
　　
　　小个子在一旁听着，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一方说：“我们不要废物！”
　　
　　另一方说：“你们是上坡，就得要！”
　　
　　大家继续争吵成一片。这时有人提议说，让小个子在一旁给大家看衣服。可是，这个主意也不行。如果小个子不上场，另一组也必须相应地退下一个人，可谁也不愿意跟他一块给大家看衣服。
　　
　　最后，经过反复长达二十分钟讨价还价——一堂课总共只有四十五分钟，终于达成了协议。多么艰难啊！其艰难程度绝不亚于中国和印度的边界谈判。而达成的“谅解”真是令人啼笑皆非：非小个子所在的队需要把大门扩大一米！前边已经说了，我校操场西边的球门早已经坏了，现在仅用两块半头砖代替。因为小个子，一方的“球门”竟然宽了一米，宽了一米，进球的可能性自然也就大了些。试想，这方球员对他该是多么愤恨呀！而非他所在队的成员也在想，我们并没有占多大便宜，我们还要了一个没用的人呢。
　　
　　比赛开始了。
　　
　　我决心帮小个子一下，让他把球踢得像个样子，让大家看看。我要用我的帮助，和小个子的实际表现，来证明他不是废物，而是一个有用的人。
　　
　　人在跑，球在飞，每个人都在竭力表现着自己。天气已经暖和了，灼热的阳光无情地照在每个人头上。大家一边奔跑，一边相互喊叫，肯定都出了汗。小个子也在拼命奔跑着，他似乎很珍惜大家给他的这个上场机会，他要把球踢得像个样子，好让大家看看。
　　
　　可是，“奋斗”了二十分钟，球却完全没有碰到过他的脚尖脚面。好几次，他都快追上了，却又被别人踢走了。有时，连我都似乎感觉到，球就要奔向他的脚边，可半路上又杀上个程咬金，球又被截走了。他二十分钟竟然没有摸上球！也难怪，个子矮自有个子矮的弱点。
　　
　　我暗中配合着小个子。我把我接到的每一个球都尽量传给他。我利用长传、短传、空中球和滚地球把所有他可能接到和不可能接到的球都传给他。离下课只有几分钟了。我抢夺了多次在我身边和不在我身边的球传给小个子。小个子也发现了我的企图，追球更加努力。此时，我的目标就是要把球传到他脚下，让他一鸣惊人，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可是，多么难啊，别人好像故意跟他作对似的，将每一个我自认为有了百分之九十九把握的球从他脚边夺走。有的人好像认为如果没能从小个子脚下把球夺走，就是连他都不如，就好像丢了多大面子似的。
　　
　　一个球向我飞来，我前面没有人，我将它传向小个子，小个子刚要伸腿，从后面窜上来个安大柱，野蛮地将他一推，将球抢走了。绝对犯规，而且是和自己的队友争球。安大柱把球踢开后，还煞有介事地对小个子说：“我踢，你就别踢了。”他有意说给大家听，他的意思是：我安大柱比你强，有我呢，你就不用伸腿了。他也只能和小个子说这种话。
　　
　　我有意和安大柱作对。我不跟别的人争球，包括对方和队友，我专跟安大柱争！我紧贴在安大柱身边，截走了快到他脚边的每一个球。从此以后，球再也没有碰到过他的脚面，他也摸不到球了。
　　
　　又一个球向我飞来。径直飞来。这时小个子前后左右没有人，他站在离对方球门不远的地方。（其实他早越位了，可小学生有几个懂得越位这个词呢）我用脚将球稳住，接着，立即一个大脚长传，将球传给小个子。我之所以这么快就把球传出去，是考虑到大约几秒钟以后，就会有人跑到他的身边，对他说：“有我你就别踢了。”小个子既要和对方竞争，又要和队友竞争，班上每个男生都坚信，自己肯定比他强，有这种想法的人当然也包括安大柱。
　　
　　我的那个球踢出后，飞得很高，飞过大家的头顶，准确地落在小个子的脚下。小个子抓住这个机会，接过球，带上几步，就在别人还未来得及争抢的刹那，他一脚近射，球应声入网！当然，两块红砖组成的“大门”是没有网的。
　　
　　肃静。大伙惊呆了，谁也没有想到小个子踢进了一个球，而且是这场比赛唯一一个进球。
　　
　　半晌，“呜——”同学们才欢呼起来。
　　
　　下课的铃声响了。

　　三十
　　
　　城里的学生比农村的孩子淘。
　　
　　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我刚上学来到教室，想接着做上午没做完的语文作业，手伸进位子里，却什么也抓不到。我的书包哪去啦？再低头看去，我的位子是空的。谁把我的书包藏起来了，我寻找着。我之所以着急，倒不是因为我的书包和里边的东西值多少钱，而是因为它有纪念意义，我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
　　
　　这个书包就是我刚上一年级时奶奶亲手缝制的那个花书包。我把它从农村带到了城里。见不到奶奶，我更加珍惜它。想家或想奶奶的时候，我就瞧瞧它，摸摸它，背背它，甚至亲亲它。它成了我的一种希望与寄托。有的同学看不起它，嫌它土气，可我不那么认为。如果有人拿崭新的“军挎”跟我换，我还不换呢！
　　
　　现在这书包却不知道哪儿去了！我在别人的位斗里反复寻找着，可都没有。
　　
　　终于，书包被我找到了。它被藏在教室后边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上面还挡着一把笤帚。那把笤帚很大，不细看还真发现不了。
　　
　　我拿起我的书包，拍去上面的尘土，再拍，脏的地方却怎么也拍不干净了。看来，只好认真地洗一遍了。
　　
　　没想到，第二天，居然是在课间，我去喝水的一会儿工夫，书包又不见了。这回藏得更巧妙，不是哪个角落或笤帚底下，而是被高高地放到房梁上去了。我只得站到课桌上，才把满是尘土的书包拿下来。
　　
　　我很生气。谁这么缺德？我首先想到的是去找陈老师告状，可一想，这又起什么作用呢？于是，我决心逮住他。所以，从这以后，每到课间我就留心观察，但表面上不动声色，而是暗中注意着。几天以后，作案者终于被我当场抓住了。是安大柱。当时，他鬼鬼祟祟地从位子里偷出我的书包，正要放到高高的接近屋顶的小窗沿的时候，被我当场捉住。刚才，我表面上正在教室外看墙上的壁报，而眼睛却始终透过玻璃盯着里边动静。
　　
　　我按住他，气愤地问他：“你要干什么！”
　　
　　安大柱大吃一惊，他没想到我能够当场捉住他。此时，他的神态就像小偷在公众场合行窃时被当场捉住一样。只见他身子一哆嗦，人差点从课桌上摔下来。我一面质问他，同时一把夺过书包，拍去尘土。
　　
　　周围已围上不少同学。
　　
　　“没，没干什么。”他支支吾吾。
　　
　　“你为什么藏我的书包？你这已是第三次了。”我揪住他的脖领子，“走，见老师去！”
　　
　　“老师有什么，我不怕！”安大柱刚才仅有的一点窘态已完全消失了，变成了了一副无赖的面孔，气势汹汹地叫喊：“我藏它，是轻的！这个土里土气的东西要是再落到我的手里，我就把它扔到操场上去！”
　　
　　“你敢！”我觉得应该教训他一下。
　　
　　“怎么着？爷们儿？叫份儿？想练练？”
　　
　　我揪着他的衣领子，他拽着我的棉袄袖子。他并不敢首先打我，而且极力做出一种轻松的样子，他使劲拽着我的衣服袖子，一面试探一面自我壮胆：“就你？还打架？我打你，小菜一碟！”他表面上是在吓唬我实际上这话是说给围观的大家听的。他的意思是，他安大柱可不像小个子一样，是班上最熊的人，他也敢跟比他高的人打架。
　　
　　看来，安大柱吹牛不上税，不撞南墙不回头，我只得教训他一次了。他跟我叫劲，但我分明感觉他的力量是那么单薄。我在心里提醒着自己，我比他大，比他高，千万可别打坏了他。他虽然嘴上穷横，可是，毕竟没有下河割过草，下地干过活，城里长大的孩子力气毕竟弱一点。我虽然不是膀阔腰圆，可也有把子干力气。我趁他正高傲轻敌，拧开他的双手，将他用力向后一推，同时，脚下灵活地使了个绊儿，他一屁股就坐在地下了。大伙哈哈大笑。
　　
　　“哎哟——”他长长地叫道。这叫唤，并不只是因为摔疼了，而是故意用那么一种吃惊和夸张的语态叫喊，表明他绝没有想到我敢这样对待他。同时也是向大家表明他没有服输。
　　
　　他爬起来，抄起一根断了的凳子腿儿，企图大打出手。这时，同学们一拥而上，将他拉住，凳子腿儿也被夺下。有人叫来了陈老师。
　　
　　第二天，安大柱向杨军求救。他知道杨军是不会无缘无故帮他忙的，据说因此送了他一包“恒大”烟——那时候我们这个年龄的男生已有少部分开始吸烟了，杨军得到了这点好处，便答应帮忙。当然，他不会像安大柱那样在众人面前打架，把我整治一番。他要顾及自己身份，他是中队长、体育委员，陈老师的红人，他既要出气，又要维护一个好学生的形象。
　　
　　是的。他要出气，出气！他不光要为安大柱出气，更要为自己出气。我早就把他得罪了。那天踢球就是个例子。他成了一些人嘲笑的对象——当然，敢于当面嘲笑他的人不多。嘲笑他的人说，他的球技还不如小个子。安大柱则挑拨说，我有意把球传给小个子（这一点他还真说对了），就是存心出他杨军的丑。他心里能不窝火吗？他能不寻机报复吗？
　　
　　一天，我正在操场边上玩单杠，突然一个人来到我身边。他是杨军的弟弟，四年级学生。他虽然比我低一个年级，但个头却比我高出许多，也比我粗壮有力得多，连岁数也不比我小。他的形象令人讨厌，小小年纪却留着长发，使人一看就产生厌恶感。他走到跟前，跟我争单杠，我让给他，他又不玩，我要离开，他又拦住我。看样子，他是有意和我找茬打架的。
　　
　　毫无疑问，是杨军唆使他来打我的。这个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比他哥哥还坏。但是，他们哥俩坏的表现方式完全不同。杨军的坏是从不公开表露，坏在阴险处；而他的弟弟呢，则是类似安大柱的那种公开的坏，毫无顾忌的坏。他公开地打架骂人，公开地破坏公物，公开地破坏纪律，当着全班与老师顶嘴，能把女教师气得直哭。
　　
　　我忍无可忍，就在操场边同他打了起来，理所当然地是他占便宜我吃亏。看热闹的同学越围越多，杨军也来了，他见他弟弟吃不了亏，也没有劝解。
　　
　　这场架打了好半天，杨军才第一个跑去向老师报告。看到他进了老师办公室，我知道，他又去告我的状了。可是，自以为聪明的我，绝没有想到他在陈老师面前是这样说的：“刘潞在欺负四年级小同学。”
　　
　　欺负小同学！按照他的理论，我上五年级，当然是大同学，他弟弟上四年级，当然是小同学了。其实，他弟弟要是不蹲班，也上五年级了。
　　
　　陈老师相信了杨军的话，她非常信任他。我在这个问题上绝不怪罪陈老师，因为打架的时候她并不在场，等她赶到，杨军弟弟已经溜走了。陈老师并不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她没有追究我在跟谁打架，但对她我的印象更坏了！一上课，她就厉声叫我站起来，撤去凳子罚站。临下课还特别交待，下一堂课我还必须接着罚站！下一堂课是常识课，常识老师走进教室，见我站着，很奇怪，便问我：“你怎么站着？”没容我说话，杨军就抢先举手回答：“陈老师不让他坐，他正罚站呢。”
　　
　　常识老师也只好不再管我，开始上课。

　　三十一
　　
　　陈老师对我的印象不好。她不光经常批评我，就是表扬，我听着都不舒服。
　　
　　一九七三年的国庆节快要到了，为了迎接“十一”，放假前全校大扫除，各个班都被动员起来，以清扫自己班教室和周围卫生区为主。
　　
　　我们五（4）班除了六七个人去打扫操场边的公共卫生区外，其余同学全都负责教室内外卫生。大家进进出出地忙碌着。擦洗桌椅、扫地，有的人端着脸盆往干净的地方泼水，有的站到窗台上擦洗玻璃。
　　
　　我们这组负责擦玻璃。我、安大柱、刘新怀、张雄燕一组。陈老师说，要我领着他们把活干好。这真使我受宠若惊。我平生第一次担任了一个“领导职务”。我们班教室大，玻璃多，擦玻璃的任务相当繁重，得抓紧时间干。
　　
　　我一个人擦着一扇窗户，刘新怀、张雄燕两个人擦一扇。安大柱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擦得都非常认真，先用湿布，再用干布，最后用纸擦，一直擦到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为止。看着我们的辛勤劳动成果，我感到非常满意。我们又去帮助其他组扫地、浇水、倒垃圾。我干得这么起劲，为什么呢？因为开学已经大半年了，再有几个月，五年级生活就要结束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小学生活就要结束了——那时候小学实行五年制。我们就要进入中学了。我要给老师给同学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下午最后一堂课，班会做总结的时候，陈老师真的表扬我（们）了。可是，听了她的表扬，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陈老师说：
　　
　　“刘潞所带的那几个人，表现还可以。他们虽然干不了多少活，但积极肯干的精神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天那！我们组除了安大柱，别的人干得还少吗？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还去帮助别人了呢。而班干部杨军又干了些什么呢？他只是在陈老师在场的时候才干了一点，并且特别卖力，而陈老师一转身他就马上放下工具去和别人打闹聊天或是“检查、督促”别人去了。
　　
　　更使我倒霉的是，后来的一个偶然的事件，竟使我在全班面前做了一次检讨。那天是唱歌课。音乐老师教我们唱一支歌颂中阿友谊的歌。老师教大家唱了几遍之后，就开始让一些学生自己唱。这首歌的题目和大部分歌词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前两句是“北京，地拉那；中国，阿尔巴尼亚……”最后几个字是“恩维尔•霍查”。我把“恩维尔•霍查”唱成了“尼维尔•霍查”。不知怎么搞的，自我知道阿国那个最高领导人之后，就一直把“恩维尔”记成了“尼维尔”。这当然是一个记忆错误。音乐老师听出我唱错了，并不纠正我，而是要求我重唱那歌子的最后一句。一连重复了两遍，当然还是错的。我的错误引得一些同学吃吃笑，而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音乐老师把这件事向班主任陈老师作了汇报。陈老师很重视，当天就在下午班会上批评了我。她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坏了，我出“政治问题”了。这恩维尔•霍查何许人也？他是阿尔巴尼亚国的“伟大领袖”，国际共运杰出的“反修战士”，连毛主席都对他极为尊敬，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我呢，却把他那高贵的名字记错了，这无疑是对那盏“欧洲社会主义明灯”掌灯人的极大不敬。在陈老师和同学们看来，我记错了霍君的大名似乎同唱错了毛主席的大名一样罪大恶极。陈老师还充分发挥想象力，无限上纲：“要是派你去参加有外宾观看的演出，你这肯定要出政治事故。”于是，陈老师批评完我以后，我只好站在讲台前，向全班同学做了检讨。我承认我唱歌时出了“政治问题，”把“恩维尔”错记成了“尼维尔”，并当众表示，自己今后一定要注意政治学习，坚决避免再出现类似的“政治事故”。
　　
　　真他妈倒霉，“山鹰之国”的那位“伟人”竟使我在全班面前做了一次我在整个小学生活中唯一的一次当众检讨。
　　
　　那年代，写作文写出“政治问题”或“政治事故”可不是闹着玩的。幸亏，由于四丫头——李芳的好心，使我避免了第二次类似的检讨，也许不仅仅是检讨。
　　
　　这天下午放学，我和李芳两个人同路。这是我转到城里半年以来首次单独同李芳在一起。说真的，自从我惊喜地发现我和李芳同班后，我真想同她说说话，共同回忆回忆我们在农村一起时的经历。可是，我和她放学虽然同路，但不属于同一个路队，而不同路队长时间走在一起又不妥当。那年我们都已经十二三岁了，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已经知道男女有别了。这天下午放学，李芳有意和我同路。李芳从书包里掏出一个本子交给我，她说：“我在你的作文里又发现一个错误，你改一下。”
　　
　　我接过来，那是我的作文本。经李芳指点，我找到了我的错误，真使我大吃一惊。作文的题目是陈老师出的。前几天，学校组织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她要求写一篇观后感。那部电影的名字叫《卖花姑娘》，是与我国东北相邻的一个国家拍摄的。于是，我便在这篇观后感上写道，我看了这部电影，如何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并决心珍惜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是，作文里，我又把另一位共产党“伟人”的名字写错了！我把“金日成”写成了“全日成”，金字少写了两点。给谁改姓谁也不乐意。我也太马虎了，如果这篇作文就这样交上去，陈老师肯定又断定我出了“政治事故”。而且，如果这天赶上杨军收作业，那麻烦可就大了。
　　
　　我很感激李芳，暗暗佩服她的细心。
　　
　　“十一”放假以后，开始发展红小兵。我上学的那个时代，戴上红领巾的小学生不叫少先队员，而是叫“红小兵”。据说，这个称呼是后来摔死了的“林副统帅”给起的。虽然“林副统帅”早已折戟沉沙，可这个称呼仍沿用了好几年时间。那时的“红小兵”也不是上了学或到了年龄就入的，而是仿照共产党发展党员那样一批一批地“发展”，一次多则三五个，少则一两个。写了申请书而暂时还没有被“发展”的，叫“红小兵积极分子”，这实际上是发展党员的做法和“党的积极分子”称呼的翻版。不怕谁笑话，我都上五年级了，再有几个月就毕业了，还没有戴上红领巾。
　　
　　据说，这批红小兵，是今年发展的最后一批。对即将毕业的五年级学生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是谁都清楚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班只有几个人没有戴上红领巾，我就是其中一个。
　　
　　说真的，我还真渴望着这次能发展我。渴望着我能戴上红领巾。红领巾，鲜艳夺目，我多么希望它能够燃烧在我的胸前啊！
　　
　　由于全班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戴上红领巾，所以我们这几个人都觉得抬不起头来。这几个人都是男生。小学的老师，不论是男老师还是女教师，都特别喜欢女同学，而男孩子则往往令他们讨厌。
　　
　　这天，我们班讨论发展红小兵问题。按照惯例，先自由提名，再举手表决，一半通过即可。同学们一个一个地提名。第三个提名人站起来了，是李芳。
　　
　　“刘潞。”
　　
　　我似乎现在才发现，李芳的声音是那么悦耳清脆，简直像唱歌一样婉转动听。我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看李芳。李芳早已戴上了红领巾，现在还是红小兵小队长。李芳长得和打扮得好看多了，已完全变成了一个城市女孩，从她身上再也看不出当年——其实仅仅不到两年的那个“柴禾妞”的任何印迹了。如果我和她自己不透露，恐怕任何人也不知道她还有过两年的“务农”生涯，任何人也想象不出现在的李芳，坐在第三组第三个座位上的红小兵小队长，曾经那么能干，会割草，会拣煤核，还会大筐大筐地搂柴禾。一个偶然因素，改变了她的命运，虽然这种改变是以远离父亲、远离姐弟为代价的。即使这样，也不是每个乡下的困苦女孩都能得到的。
　　
　　李芳提了我的名字，陈老师把我的名字写在黑板上。陈老师写人名字有个习惯，大概是为了省事，也可能是为了表示亲切，人名只写名，不写姓。
　　
　　七个未戴上红领巾的同学，有五个被提名。
　　
　　开始表决。头一个，举手的人二十个，不足半数。第二名通过。第三个同意的人竟达四十一个，而全班只有四十七个人。
　　
　　最后才表决我。“同意的举手。”陈老师说。我回头看去，举手的人并不少，我惊喜地发现，好几个平素和我关系并不好的男同学都以一种极不情愿的或无可奈何的神情举起了手。他们此时究竟是什么心理呢？
　　
　　陈老师统计了一下数字。二十四票！“以微弱多数勉强当选”。这句话是昨天我在收音机里的国际新闻中听到的，是报道某个国家新当选的总统。现在用在我身上再适合不过了。
　　
　　通过以后，再由老师作最后的考虑，然后就可以正式举行入队仪式了。
　　
　　一连几天，我都非常激动，从早到晚总想着这件事情，就像一个从未接触过异性的小伙子，突然接到一位姑娘的求爱一样兴奋。我想象着，我戴上红领巾后是多么得意的样子。走在路上是什么样子，坐在教室里是什么样子，站在父母面前该是一副多么得意的样子。然而，几天以后，我却由幸福的高峰一下跌入失望的浪谷。陈老师不同意我入队。毫无疑问，班主任老师对班集体的决议是有否决权的，就像英国、法国、中国、美国和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一样。
　　
　　陈老师否决了我。她有她的理由。她在班会上说：“刘潞同学虽然最近在学习上有所进步，得了二十四票，但是……”她谈到了我和安大柱“打架”、“欺负四年级小同学”以及不久前写作文出了“政治事故”等等。我知道，有不少问题都是杨军背后给我穿小鞋的结果。
　　
　　又是一连几天，我一直沉浸在失望之中。我痛苦极了。但是我并没有流泪，一个十二岁的男子汉已经不轻易流泪了。
　　
　　但是，陈老师并没有把话封死，她说，她要争取让所有的同学毕业前都戴上红领巾。以前说这回是最后一回，但学校决定，将在年底前的十二月二十六日，再发展一批。希望剩下的三名同学继续努力，一定要争取在伟人生日时被发展，从而诞生“小学的这个政治生命”。

　　三十二
　　
　　为了能戴上红领巾，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仍然经历了不少周折。
　　
　　那次发展红小兵以后，赶上一次劳动。我们全班排着队，去我们的劳动地点——距县城几公里远的一处河堤。
　　
　　这条河又宽又长，河水很清亮，站在这边岸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对岸小树在水中的倒影。河水清亮得甚至可以看见鱼。小鱼摆动着尾巴，艰难地逆流而上。
　　
　　我们班的任务是挖树坑。树坑的深度要求能达到零点六米，隔一段挖一个，总共要挖两排。同学们根据老师安排，两个人挖一个。我自恃在农村呆过，干过点力气活，一个人挖一个。别人都在有说有笑地挖着，我一个人单枪匹马，没有人跟我说话，只自己干着。
　　
　　直到干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才气吁吁地直起腰，向整个劳动工地望一眼。这时，陈老师正好走过来，看了一眼我挖的坑，说：“你，怎么挖得这么慢？”
　　
　　“老师，这块地不好挖……”我试图向她解释。
　　
　　“甭强调客观原因，”陈老师打断我，“怎么别人的都好挖，就你这儿不好挖！”
　　
　　没等我再说什么，陈老师就走了，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对我说：“告诉你，今天每个人挖树坑的任务是五个，完不成的不准回家，快挖！”
　　
　　我快挖。我发现，陈老师有个偏见，每当一个同学，特别是她不喜欢的同学有什么过错，或是没有达到什么要求，她批评你你要解释，她就说：“甭强调客观原因！”不知道我的思想早熟还是复杂，我总反复思考着：有客观原因为什么不让强调呢？原因，不光的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都会导致结果。为什么要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呢？“甭强调客观原因！”成了一些老师——当然还包括各行各业的大小官员批评他人的口头禅。
　　
　　而现在，我就确实存在着“客观原因”——我挖的这块地方，土质特别硬，地底下尽是些碎砖头碎瓦碴子，看样子这里不是处女地。每一锹挖下去都非常艰难，用脚往下蹬有时都丝毫不进。有时，铁锹的锹尖由于用力都弯曲了，可就是不顶用，光听见铁锹和石块接触时那种难听的“咔扎咔扎”声音，就是挖不出半锹土来。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勉强一个坑挖好了，手上打起了两个血泡，而别人，两人或三人一组的，少的已经挖了两个，多的已经挖了四个，速度远远超过了我。
　　
　　看来，有时候挑点“艰巨”的任务干如果得不到老师的理解，那还真是费力不讨好呢。
　　
　　我提着铁锹，准备挖第二个，还没走出几步，忽然发现脚下就是一个待挖的坑。前后左右都挖好了，怎么惟独剩下了这个呢？肯定是同学们忽略了，好，我来。
　　
　　我开始挖这个坑。出乎意料，这里离我刚才挖坑的地方虽然不远，土质却非常松软。我很高兴，劲头十足地挖起来，我要以大跃进、千里马的速度挖出一个来让陈老师看看。
　　
　　在我的努力下，这个树坑像疯了似的快速地向下延伸着，而且越往下越好挖，一锹下去，能挖起整整一大锹土——我都有点端不动了。很快，深度就够标准了。
　　
　　望着这个土坑，我很满意。陈老师也肯定会满意。
　　
　　陈老师过来了！只见她走到我的面前，看看我，又看看坑，说：
　　
　　“还不上那边去！这个别人已经挖好了，你还挖什么！”
　　
　　我立即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点劲也没有了。尽管在下午的劳动中，我一再试图鼓起劲来，却怎么也不行了。
　　
　　后来，是李芳告诉我，刚才杨军对陈老师说：“刘潞一个人在后面磨洋工，在挖一个别人已经挖好了的树坑。”
　　
　　下午，收工后老师做总结。陈老师说了说这一天的劳动情况，表扬了一些“好人好事”，不点名地批评了一些不好的现象之后，她说：还存在着问题。说着，她转过身去，拿起一把铁锹，举在半空让大家看。这把铁锹的尖部掉了一块，不小的一块。不用站在近处，就能明显地看到锹尖上的一个呈不规则形状的豁口。陈老师说，谁把这把铁锹弄坏的，请自动站出来，如果态度好，可以宽大处理，如果不承认，企图隐瞒，就要照价赔偿。
　　
　　陈老师说完了，同学们谁也不言语，队伍里鸦雀无声。大伙你瞧瞧我，我看看你。两分钟过去了，没有人承认。
　　
　　五分钟过去，还是没有人承认。
　　
　　“怎么？都不承认？查不出来今天就不放学！”陈老师使出了最厉害也是最后的一招。
　　
　　“不放学”也没人承认。
　　
　　“这么着吧，我现在开始数数儿，如果在我数到十之前承认，不赔；过了十，加倍！”
　　
　　陈老师真是别出心裁，她当真开始数数儿了：“一、二、三……”
　　
　　她一面数，一面用目光扫视着同学们，希望能从谁的异常的表情上有所发现。
　　
　　“……六、七、八……”
　　
　　数到九，陈老师停顿的时间特别长，显然，她是想给那个犯错误的同学更多一点时间。
　　
　　“十！”陈老师数完了，还是没有人肯承认，她既愤怒又无可奈何。“既然不承认，那也有办法。”可是，究竟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不禁为陈老师担心起来。
　　
　　忽然，我身边的安大柱举起手来，并迈出队伍一大步：“报告老师，我知道是谁把铁锹弄坏的。”
　　
　　“说。”陈老师盯着他，同学们也把目光投向他。
　　
　　“是，是这么回事。”安大柱看了一下左右，“是刘潞和刘新怀休息时对钢对坏的。”
　　
　　我大吃一惊。不光我，还有同学们，包括刘新怀，都吃了一惊。“对钢”就是两个人各用一把铁锹，尖对尖，刃对刃，看谁力气大，或者说是看谁的那把铁锹结实，这纯粹是破坏公物行为。
　　
　　现在，安大柱竟然公开造谣，诋毁我，报复我，惟恐天下不乱。他刚一说完，我就跨出队伍一步，和他争辩，声明没有这个事情，希望老师认真调查。因为在这一整天的劳动中，我从未和刘新怀接触过，也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而安大柱则一再向老师表示，有这么回事情，他亲眼看见的，并说，当时杨军曾制止我和刘新怀这样做，但我们俩人没听。
　　
　　我心里明白，这时安大柱对我的报复并借机讨好杨军，甚至有可能就是杨军指使他这样干的。听说安大柱最近不怎么挨欺负了，因为杨军保护他，代价是每星期一包香烟。
　　
　　陈老师见事情已经“水落石出”，时间也不早，便放同学们回家，只把我和刘新怀留下。
　　
　　全班都走后，陈老师继续盘问我和刘新怀。我当然坚决否认，而刘新怀呢，却吭吭吃吃，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陈老师说，她准备这样处理：这把铁锹，由我们俩照价赔偿。一把铁锹价值三块五，我们俩谁摊得钱多，这把铁锹就归谁。
　　
　　听到这里，看来非赔不可了。刘新怀竟呜呜哭起来，一边哭，一边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辩解：“不……不……我没有……”他这个人有个毛病，一急就哭，一哭话就说不完整。上次我们班发生的“拉屎”事件，他就是这个样子。几个星期以前的星期一，同学们刚一进教室，便觉得里边臭不可闻，不知谁这么缺德，在教室桌子下拉了一泡屎。陈老师自然非常气愤并决心非查出不可。就是安大柱，一口咬定是刘新怀拉的。后来经过仔细辨认，那东西根本就不是人。而是狗的排泄物。
　　
　　这个安大柱，今天又故伎重演，惟恐这个班不乱。
　　
　　我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再次坚决否认之后，丢下陈老师和刘新怀扬长而去。
　　
　　第二天一早，在田边，陈老师仍在全班面前说这件事，说我要是再执迷不悟，就让我在这次劳动结束后再重新劳动两周。这时，班长杨军也假惺惺地劝我：“希望刘潞同学端正态度，承认错误。大家都回校上课了，单独留下你再劳动两周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事情。”我对陈老师讲话时保持一定的礼貌，但我觉得对杨军则大可不必，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杨军：“我曾在农村劳动和生活过十年之久，难道还怕再呆两个星期吗？再说，老师从来都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要热爱劳动，劳动是光荣的，怎么不光彩？劳动也不应该是惩罚人的手段……”
　　
　　陈老师铁青着脸，听着我和杨军的辩论，她打断我：“你瞧人家刘新怀，一听说赔钱就吓得直哭，可你……”
　　
　　难道我也应该“吓得直哭”才算态度好吗？由于刘新怀态度没有我这么“恶劣”，所以陈老师没有说也再罚他劳动两周。
　　
　　就在这关键时候，女生队伍里，有人举手说：“报告老师，我知道铁锹是被谁弄坏的。”
　　
　　说话的是李芳。陈老师开始并没有听懂她说的话，待她又重复了一遍之后，便让她说。李芳站在全班面前以肯定的口吻说：“铁锹是第六组的张春霞同学弄坏的，安大柱纯粹是信口开河。我可以作证，铁锹是张春霞弄坏的，但不是故意的，她一直不敢承认，是因为怕老师批评让她赔。昨天回家的路上，我听两个女生议论才知道的。张春霞都已经承认了。张春霞，现在请你出来讲一讲吧！”
　　
　　张春霞从队伍里出来了。由于紧张，结结巴巴半天才把事情经过说明白。对于李芳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示怀疑，陈老师也不例外。安大柱杨军也无话可说。李芳是班上公认的好学生，她是红小兵小队长，也算个班干部。她今年已经十二岁了，她今天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非常美丽，一双大眼睛晶亮晶亮。她来城里时间虽不长，但已迅速完成了由一个农村女孩向城市女孩的气质转变。由于不干农活了，脸也不像从前那样黝黑，而是光洁柔嫩了。
　　
　　由于李芳的及时说明，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可安大柱并没有受到严肃的批评和应有的处理。只是，一直到下午干活的时候，碰巧我和安大柱都在陈老师身边，陈老师说：“这安大柱也真是，没那么回事，干嘛瞎说？”
　　
　　陈老师说话的声音很大，周围的人都听见了。她是故意说给我和安大柱听。她的意思就是向我宣布，她不再认为铁锹是我和刘新怀弄坏的了，她完全相信李芳和张春霞的话，她已公开为我平反了。同时，她的话也就是对安大柱的批评。我知道，让一个老师向同学道歉是不合适的。但是，我仍然感到愤愤不平。好几次，我鼓足勇气，想对陈老师说：“这件事情就这样完了吗？安大柱太可恶了，他制造了多大混乱？他不光制造了混乱，欺骗了您，他还破坏了您的威信！”
　　
　　但是，我最终没有向陈老师说这些。
　　
　　下午，收工回家的路上，陈老师问我：“累了吧？”
　　
　　“不累。”我说。我发现，我和陈老师的关系已有所松动。

　　三十三
　　
　　这一切，都是李芳的功劳。是她，在关键时刻不怕得罪杨军，勇敢站出来，使我在“危难”中绝处逢生。我怎么能不感激她呢？
　　
　　此后，在剩下的几天劳动中，我都曾想办法接近她，并考虑用什么话语，向她表示感激。可是，我总是接近不了她。我想干完自己的一份，再去帮她，可等我干完，她早已去帮别人了。收工或者休息的时候，我想和她说句话，可她总是和几个女生在一起，我不便上前。我一整天总盯着她，好像不找个机会把心里话说出来，就对不起她似的。
　　
　　劳动结束了，回学校上课，还没等我把话讲出，她的一系列举动，更是大出我的意料。
　　
　　她找陈老师作了一次长谈。谈我。她把最近一年来她所知道的关于我的情况，都一股脑地告诉了陈老师。她不光谈了那天的“铁锹事件”，还谈了好多以前的事情。她明确告诉陈老师，那次根本不是我“欺负”四年级小同学，而是所谓的“四年级小同学”和他的哥哥杨军——都是大同学，联合起来欺负我。她还说，几天前劳动的时候，我挖坑的地方的“地质情况”确实复杂，这个她和张春霞也深有同感，要不，张春霞的铁锹怎么会坏了呢？绝大部分同学干得很好，没有几个人消极怠工。
　　
　　李芳的谈话，彻底改变了我在陈老师心中的形象。我和陈老师的关系很快正常了。
　　
　　从这以后，我和李芳经常接触。但是，她却很不乐意听我说那些向她表示感激的话。我一说，她就制止我。她说：“我们不是曾经互相帮助吗？你不也曾帮我家割过草、卖过草吗？”李芳说对了，这才是我和她之间应有的关系！我们仍然像小时候一样，无拘无束地在一起，谈生活，谈理想，谈学习。李芳很聪明，她的学习虽然曾经中断达两年之久，在没有上过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情况下，直接跳到五年级，可她的学习成绩比起别人来一点也不差。提起这个，李芳对我说：“这里边也有你的功劳呀。”是的，对于李芳那两年的学习，只有我最了解。为了学习不掉队，她付出了多么艰苦的努力啊。我很乐意同她在一起。原先放学回家，我们这个组共有五个人，虽说五个人，按学校规定也应该排队。但最近有个同学因病长期休学了，另一个转到别的学校去了，还有一个家离学校很近，出校门没多远就到家了。这样，剩下的大部分路程就是我们两个一起走。我们还“排着队”，只是变成了并排。有时候放学早了点，我们便慢慢边走边说，边走边玩。我们还一块去过体育运动场玩单杠和双杠。
　　
　　我和李芳奇迹般地恢复了两年以前的关系。
　　
　　李芳已经十二岁了，比在农村时更漂亮，也更活泼。也许有人认为，用漂亮、美丽这类字眼形容一个女学生未免太乏味，太空洞，可我认为，要描写她，就非得用这两个字不可！她的额前，总是随风飘着一缕美丽的黑发，有时，头发把眼睛挡住了，她便很习惯地用手掠去，或是很自然地将头一甩，那个动作非常潇洒，我相信，绝对比《红灯记》里李铁梅那个甩头发的动作要潇洒得多。
　　
　　我还知道了李芳家离我家并不远，不过几百米。她家住在一座楼房的五层，站在她家阳台上，可以俯瞰南边一大片平房。我家就住在那片平房区里。
　　
　　我当然去过她家。有一次在她家里，她忽然问我：“你想戴上红领巾吗？”“想！”我什么都不瞒她。“你会系红领巾吗？”“没戴过，所以不会。”“好，我教你。”她热情地教起我系起红领巾来。教了许多遍之后，终于使我这个毛手毛脚的人学会了。我真高兴。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终于如愿以偿戴上了红领巾，尽管这天距离小学毕业已经只有一个来月的时间了。我能够戴上红领巾，李芳起了重大作用，当然，也靠了同学们的支持。不是吗？这次表决，同意我的人由上次的二十四个上升到了三十多个。至此，陈老师也实现了她曾对同学们许下的诺言：在毕业之前，要让所有的同学都戴上红领巾。而这次，真正的是最后一次了。抚摸着胸前的红领巾，我该怎样感谢李芳呢？我也要实现我的诺言——戴上红领巾的当天，我就去照相馆，照一张两寸黑白照片，一张我自己留下，一张送给李芳。照片上的我，是多么得意啊！李芳十分高兴地接受了。此后的近三十年里，在我相册的第一页，还珍藏着那幅已经发黄了的我戴着红领巾的照片。尽管它已经有些模糊和破损，但它留给我的记忆，却是那么清晰和美好。每当我看到这张发黄的照片，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少年时代，想起我的老师、同学们，想起李芳……
　　
　　这以后，我们上了中学，我和李芳的接触，却明显地减少了。因为我们已经——大了。回想小时候，我们是多么地可笑啊！

　　三十四
　　
　　我们上的这所中学叫反修中学，在这个拥有数万人口的县城里，它是个很有名的中学。反修中学这个校名，肯定是文化大革命中起的，听说以前的名字叫汇文中学。
　　
　　开学的头几天，老师就告诉我们：我们就读的这所学校有着“悠久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强迫战败了的满清政府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其中一条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条约。为了加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侵略，加深对中国人民的精神奴役，美帝国主义的教会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这座县城建了这所中学。起初，它是一所外国教会中学，能到这所学校来读书的大都是富家子弟。它是当时县城内最有名最高级别的学府。解放初期，继续保留了汇文中学这个校名，五十年代直到文化大革命前，进入这所学校尚需考试，达到一定的分数才有资格进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种制度立即被取消了，而改成了就近分配制。我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反修中学的。
　　
　　这个学校的面积不小，全校如蜻蜓点水般地分布着一幢幢西式建筑。最有名最高的建筑是哥特式，名称仿照北京大学的名称叫“红楼”。“红楼”的顶端建有高高的尖尖的钟楼，和西方国家的教堂如出一辙。由于这些，使得你一进入校园，马上就感受到了浓郁的异国情调。各幢西式小楼中间，不伦不类地分布着一排排五六十年代建的平房教室，给人一种极不协调的感觉。水面约占全校面积的四分之一，是一个湖泊。湖泊好像是人工的，因为紧挨着湖岸，便是一座人工堆积的小山。堆山的土明显是挖湖时的土。小山上，栽满了苍松翠柏，这成了学校一景。湖中间还留有一座小小的岛屿，岛上有一座不知什么时代建造的亭子。从它那木制的柱子和顶上已经脱落的油漆彩画来看，年代已相当久远。
　　
　　我们刚上中学的时候，正值学习黄帅的活动进入高潮。黄帅何许人也？四十岁左右的读者是不会健忘的。早在几个月之前，我们还在中山小学的时候，她的名字已经全国闻名了。我们刚上初中时她的名字叫得正响。刚刚踏进反修中学的校门口，我们就立即感受到了这种气氛。校门口右边的口号是“欢迎新同学”，左边的标语就是“向黄帅学习”。进入校门一抬头，还会看到一幅巨大的横幅标语“发扬反潮流精神”。
　　
　　中学的学生来自县城南部各个小学，因此我们一进入中学就进行了新的组合。我们班有将近五十个人。在这种新组合中，有令我感到愉快的，也有令我感到不愉快的。令人愉快的是好多好同学都分到我们班，令我沮丧的是我所在的这个班里还有杨军，并在开学没几天就成了这个班的班长。还有那个令人讨厌的安大柱。非常遗憾的是，李芳被分到了别的班。
　　
　　黄帅事件发生以后，在我们反修中学掀起的浪潮不是砸玻璃拆椅子，而是掀起了一股给老师提意见的热潮。当然，这是由校领导和老师们发动起来的。我们的校领导在全校大会上，我们的老师在各个班级里，全都不厌其烦地向同学们表示，欢迎给老师提意见，如果老师在教学中有什么缺点不足，应该毫不留情地提出来，帮助老师进步，共同搞好教育革命。用当时最时髦的话说，就是老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已不存在什么“师道尊严”。
　　
　　给老师提意见的活动别的年级都搞得热火朝天，惟独我们一年级却怎么也开展不下去。原因是我们入学还没有几天，对老师的不论缺点还是优点，都几乎没有任何了解。没有了解，又谈何提意见呢？我们一（7）班班主任是一个约五十岁左右的女教师，姓管，一头剪发，戴眼镜。说话和气，非常文静的老太太摸样，我们对她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可管老师非常认真，一再诚恳地请同学们给她提意见，并说，如果谁对她有什么看法，可以用任何形式表达，无论哪一种方法，她都热烈欢迎，但特别希望当面提出。同学们绞尽脑汁，也没提出什么像样的问题来。只有一个同学眼尖，发现她在黑板上写字有一个习惯，用来写字的粉笔还有一小段就扔掉不用了。于是他把这条提了出来，希望老师注意节约。管老师当即表示接受，并热情地表扬了那个同学，还引用了一条毛主席语录：“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并希望大家继续提。受管老师的鼓舞，我也给她提了一条意见。虽然对当时“学习黄帅”活动的性质在我长大成人后才有了比较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但我对给管老师提的那条意见绝不后悔。如果今天——二十几年后仍然有人那样做，不论他是否是老师，我还是要给他提出来。我的意见是：管老师写在黑板上的汉字，有时夹杂着不多的繁体字，比如她把国家的国字里的“玉”字写成“或”字，或把言字边直接写成“言”等等。管老师听了非常高兴，她虚心地接受了，并表扬我的细心，她说：“老师（指她自己）年龄大了，可正是因为年龄大了，更要注意接受新生事物，自觉除去头脑中不时宜的过去的东西。简化字公布和使用了这么多年了，实际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这说明我的头脑……”接着，她还给同学们讲了不少关于简化字的知识，如简化字的重要性，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两次公布的简化字，公布的时间、字数、偏旁部首……管老师的知识非常丰富。
　　
　　但是，我发言以后，同学们就再也提不出什么像样的意见来了，因为大家对新老师确实了解甚少。后来，管老师见“运动”开展不下去，便鼓励说，不光可以对她，对反修中学的其他老师也可以提出意见，还可以对自己原来小学的老师提出意见，这样可以使现在的老师吸取教训，对目前的工作、对教育革命也是个促进。对确有价值的意见，还可以以学校党支部的名义整理出材料，再转到那些老师所在学校。经过管老师的这一启发，同学们像开了锅的水，纷纷发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那提出来的意见真是五花八门。从老师留的作业过多或过少，到家访次数频繁，导致同学多次挨打挨骂，应有尽有。
　　
　　我们班最后一个给老师提意见的是班长杨军。他提出的“意见”是，他“发现”管老师给同学们上课的时候，整堂课都坚持站着。他希望管老师注意身体，站累了应该找把椅子坐着讲课。他还引用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
　　
　　对杨军的“意见”，管老师非常感动。我对杨军的这一手，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班有个女生叫徐燕，个子高高的，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她虽然个头高，但长得并不漂亮。她家境较好，穿戴时髦。开学没多少日子，同学们就发现这个徐燕最大的特点就是自高自大，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连老师也不例外。她敢跟任何一位老师顶嘴，这在女孩子当中是绝无仅有的。她学习不怎么样，但和老师顶起嘴来，无论是男老师，还是女教师，对她都无可奈何。这可能是家庭娇生惯养的缘故？
　　
　　这一天，是数学课，她迟到了，也没喊报告，推门就进。正讲着课的张老师问：“你怎么不喊报告？”“我忘了。”徐燕一面往座位上走，一面漫不经心地回答。张老师有些生气，说：“你回到教室门口，重新喊一声。”徐燕说：“我不！”“你迟到了怎么能不喊报告？这是对老师和同学最起码的尊重！”“我就不喊，我嗓子不好！”徐燕用清脆的嗓音回答。徐燕太出格了。张老师是一位已经五十多岁的老教师，一个女学生敢这样当众顶撞他，确实使他很难堪，脸上有些挂不住。他先是和颜悦色地批评她，没想到她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说一句她能顶撞两句。张老师一气之下说：“你出去！以后我的课你可以不来！”出人意料，她真的背着书包走了。张老师便继续讲课。
　　
　　以后的事情，恐怕徐燕自己也想不到，竟演变成那样。当天她背着书包回了家，第二天又上数学课的时候，由于昨天她和张老师的缘故，那堂课她又没有进教室，干脆自己在校园里闲逛。在湖边小路上她碰上了一个人，我校的一位教师张志。张志老师不到三十岁，是我校最年轻的教师之一，平时留分头，戴眼镜，脸很白。作为一位老师，他的业务水平如何，我没领教过。我只知道他活跃，爱表现自己，最明显的就是每逢学校搞文艺演出，参加演出的一般都是学生，而老师呢，只有他一人自告奋勇。有时朗诵一首诗，有时唱上一支歌，有时还来上一段样板戏。他表演时又可笑又夸张，常常引起师生们善意的哄笑。
　　
　　张志老师认识徐燕，见她一个人在小路旁溜达，就随便问一句：“徐燕，你怎么没去上课？”徐燕随口回答：“张老师把我赶出来了。”“哪个张老师？”“教俺数学的呗。”“他为什么赶你？”“因为我迟到了，忘了喊报告。”
　　
　　“啊。”张志老师一面这样表示他听懂了，一面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他忽然又转回来，问徐燕：“你刚才说什么？就因为你迟到了，没喊报告，他就停了你的课了？”徐燕见他那认真而着急的样子，以为大概又得挨他一顿批评了。没想到，张志老师思考了一会儿，对她说：“你立即去找年级组组长、你们班主任管老师，把情况报告给她。”“我才不去呢，不上课更自在。”徐燕悠然自得地说。“不，你去，来，我告诉你……”张志老师如此这般地教给了她。
　　
　　一会儿，徐燕便来到了一年级老师办公室，管老师正在那里批改作业。徐燕闯进去，还是没有喊报告，站在管老师跟前，把她被张老师停课的事说了一遍。末了儿，她按照张志教给她的话说：“张老师搞师道尊严，党和毛主席给我的学习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管老师对她的话并没有在意，但她听明白了她的意思。她对徐燕曾经顶撞老师的事情也时有所闻，便微笑着对她说：“你呀，徐燕，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能跟老师那样说话呢？去，给张老师赔个不是，回头我再跟他说一下。”她见徐燕站着不动，又说，“当然，张老师不让你上课，这种做法也未必合适。”
　　
　　徐燕从管老师那里出来，没有去找张老师承认错误，而是去找张志老师了。张志一听，立即喜形于色：“好，有戏唱了！”直到这时，徐燕仍不明白这个张老师要唱的哪出戏。
　　
　　第二天，全校师生刚一进校门，立即被眼前情景惊得目瞪口呆。学校门口，贴着一排署名张志的**。题目是《坚决支持徐燕同学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明确肯定徐燕是反潮流的革命闯将，称赞她就是反修中学的黄帅，而一年级数学教师张树峰和一年级组组长管正英则被指责为大搞“师道尊严”，“压制反潮流的革命小将”的罪魁祸首。**足足写了十几页，从学校门口一直贴到了学校食堂外面的东山墙上。
　　
　　可以想见，张志老师的这排**犹如一排重磅炸弹，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同学们一堆堆地拥挤在**前观看，边看边议论纷纷。一连好几天，也没听说校领导对此持什么态度。只听见我们班班主任管老师多次说：“不干了，不干了。”她的意思是说她的年级组组长不干了，要领导另请他人。想不到，在黄帅事件发生后，这个在班上那么诚恳，那么热心请同学们给自己提意见的老教师，竟一下子成了“师道尊严”的鼓吹者和卫道士。
　　
　　事情过了大约十来天的样子，在全校大会上，县教育局领导首先表态了。表态的是一位副局长，他代表局长和局党委，明确宣布支持张志老师，支持徐燕。上级一表态，反修中学党支部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派发也立即表态，支持张志和徐燕。与此同时，学校工宣队杨队长也随即宣布，坚决支持反修中学的反潮流革命闯将徐燕。学校领导和上级并决定树徐燕为全县教育系统的“反潮流标兵”。而发现这个“反潮流标兵”的张志老师也得到晋升，取代管老师，出任一年级组组长。形势朝不利于管老师的方向一边倒了。各级领导纷纷表态也是他们不得已，因为张志老师已把这件事情捅到了报纸，上面一角登了徐燕的事迹。
　　
　　管老师大病一场，一连几个星期没有来上课。
　　
　　从那次事件起，徐燕经常不在我们班上，她成了大忙人。不是去张老师那里，就是王书记找她，还经常参加县市的各种会议。她真成了反修中学的黄帅。校办公室、教育革命组办公室、校广播室更是她经常出入之地。据说，她还被安排去北京参加真正的黄帅主持的会议。
　　
　　徐燕当然也曾在我们反修中学全体师生面前介绍过她的反潮流事迹。我记得，她变得越来越高傲了。学生如果在全校面前讲话，一般都是很拘谨地站着念讲稿，而她自出名以后每次走上台去，都是很自然、很随便地往那里一坐。有时，她在讲话前或念讲稿中间，会突然说一句：“二年级那儿注意！”她是在批评二年级，意思是二年级那里会场纪律较差。她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敢在全校面前批评整个一个年级的学生。而她自己不过是个一年级学生。而通常只有老师甚至是担任一定职务的老师才会那样做。
　　
　　入学后两个月，我们一年级就全都成了红卫兵。仅仅是戴上红袖章而已，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没赶上串连，武斗，抄家，破四旧，没有参与过“文攻武卫”，也没有明显地经历过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如“黑五类”、“红五类”等，但或许这正是我们的一种幸运。徐燕成了我们班红卫兵组织负责人。不久，她又成了我们一（7）班第一个共青团员。在张志老师首倡和推动下，还在全校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徐燕运动。当然，范围仅仅是在反修中学内。但这也足以使徐燕红得发紫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学校的标语上，**上，黑板报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向徐燕学习”的口号。

　　四十

　　一学年不知怎么就过去了。我们也糊里糊涂地上了初中三年级。刚上三年级时，正是早春，天气还非常冷。因为还没到学工和学农日子，我们大约能有几个月时间在教室里度过。

　　但是仍然上不了课，教室里总是乱哄哄的，课堂秩序极差。后来有的老师也灰心了，干脆不再费那力气了，照本宣科把书一读，完事后再煞有介事地留下几道作业题就算完成任务。我知道，留的那些作业题是没有几个人做的。新学期开学都好几个月了，不少人作业本还是崭新的，几乎没写一个字。这不能怪学生们，不少应该学习读书的大好时光，都让他们去农村拣麦穗，去工厂看工人干活了。大家还留恋那自由散漫、无拘无束、轰轰烈烈的日子，冷不丁回到课堂，心仍然很“浮”，坐不住听不进。由于讲课没人听，教我们物理的那位年轻女教师已经不再在讲桌前讲课了，她“发明”了一种新的教学方法。每次上课，她都带来一个小黑板，蹲在地上给仅仅几个对物理感兴趣的同学讲课。那是几个女生。

　　厌学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一段时间，不少同学发展到上学不带书包。张志老师觉得这实在不像话，于是订了一条规定，不管有课没课，凡是上学不带书包来的，一律按旷课处理。规定公布后，情况有所收敛，但早退现象又严重了，尤其上午和下午最后一两堂课。有时教室里只剩下十几个人，其余的全部早退回家了。那时班干部权力大得惊人，一个班委就敢宣布一节课不上，老师不在时，班长杨军和团支部书记徐燕就可以决定整个下午放假。

　　我们的学习环境也越来越差了。班上桌子、椅子残缺不全，缺胳膊短腿儿的比比皆是。于是便出现了你换我的，我换你的，有时候还因此打架，谁也不愿意用坏的课桌，而好一点的却日渐减少。玻璃大部分已经打碎。

　　那时的考试最有意思了，实行的是开卷考试。所谓开卷者，抄也，即在考试时，大家可以随便翻阅书本，寻找答案。这种“考试”很轻松。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上课，你考他什么？如果考试严格，岂不全交白卷？用当时流行的话说，抄一遍也是好的。

　　总的来说，当时的办学指导思想是，学生文化素质可以降低些，但应该在成年以前，较多地掌握一些工人和农民的最基本生产技能，以便为将来从事这类体力职业打好基础。这便是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所说的这些话并没有什么恶意，但客观上它确实影响和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再加上其它因素，导致了数千万中小学生学业荒废。

　　学校的这种状况也不可避免地传到家长耳中。有的家长觉得不可思议。我就听到一位同学说，他的家长在了解了反修中学这种状况后，曾担忧地问他：“你们不上课怎么行？”“那怎么不行！”他理直气壮地回答，“现在讲的是不做书本的奴隶，要做知识的主人。去工厂学工，去农村学农，学的就是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知识。现在不光我们反修中学，全国都这样。”

　　“等上高中再说吧。”那位家长竟以为上了高中后便会怎么样似的。

　　但是，我却很想好好学习，多学点科学文化知识。我牢记着杨老师对我的期望。杨老师曾告诉我，应该趁着年轻，多掌握一些书本知识。

　　可是我怎样才能多学一点知识呢？班上几乎不上课，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或扭转。我们的教学进度慢得惊人，作为初三第一学期学生，虽然我们课本已发到第五册，可仅仅讲到第三册。我敢断定，虽然我们已经学了三年英语，可不少同学的词汇量绝对不会超过五十个。我虽然仅仅掌握了几百个单词，但在这个班级里，“水平”却是第一流的。

　　我也爱好语文课。确切地说，是喜欢作文课。于是，三年级的一段时间，我对语文课特别用功，并经常以学生报导组名义，为学校广播室写稿。每当大喇叭里宣布，现在播送某某班某某人的来稿，只要一读到我的名字，同学们便常常不知是真心还是讽刺性地赞扬我，说我有什么文才，这样，也多多少少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理。我写的那些“稿件”篇幅长长短短，内容五花八门，体裁多种多样。具体到内容，有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我曾天真而可笑地认为这就是作文，据说还颇得张志老师的赏识哩。

　　这天下午，老师又开会去了。又是班长杨军和团支书徐燕一商量决定剩下的两堂课不上了。听说余下的课不上，同学们欢天喜地地回了家。我一个人，闷闷不乐地背起书包离开了教室。老师没留作业，早早回家也没什么事。我便沿着校园内的小路闲逛。当我百无聊赖地走出校门，一回头，碰上了李芳。于是，我们一同走在放学的路上。

　　我首先问了她近来的情况，接着告诉她我班的情况。之后，我问她：

　　“你们班也是这样子吗？”

　　李芳点点头：“是，也许比你们班的情况还要糟。你看，我们班也早早地放学了，真没有办法。”

　　“你认为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会有所改变吗？”我充满同情地问。

　　“我也说不准。”李芳低着头走路，“我看，一时半会改变不了。”

　　她告诉我：“你们知道吗？我的养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他们就我一个女儿。他们多么希望我能在学习上有所成就啊！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我将来能当一个老师。可如今连课都不上，他们的愿望恐怕永远实现不了了。一想起这些，我就觉得对不起他们。我辜负了他们！”

　　我说：“其实，你也用不着太难过。学习的条件、环境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靠自己勤奋。”

　　李芳无限感慨地说：“我的养父养母对我的疼爱，胜过亲生父母。他们在我身上寄托着多大的希望啊！”

　　我说：“你千万不要过分悲观。只要自己勤奋努力，肯定能学到丰富的知识，并在将来的事业中有所成就。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杨老师吗？她对我们多好啊，可惜，挨了斗以后她就不当教师了。她最近在信中还叮嘱我，要珍惜现在的时光，好好地学点东西。李芳，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在一起学习，组织一个学习小组好吗？”

　　“学习小组？”听了我的话，李芳眼睛里闪出了光芒，“这倒是个好办法。可是，谁教我们呢？”

　　我说：“咱们去找张俊峰老师。他是我们班数学教师，有三十多年丰富的教学经验。不论教数学，还是教物理，他在这个学校都是一流的。我们去向他请教，他一定肯担任我们学习小组辅导教师的。”

　　“你说的这个办法好是好，不过，”李芳思索着，“如果这个学习小组只有你和我两个，第一它不成其为小组，第二别人肯定会说闲话，说不定还会传出什么流言蜚语来。”

　　“这好办，”我笑道，“既然称小组，怎么能只有两个人呢？你和我都可以再去找些人。人越多越好。”

　　李芳高兴了：“愿意学习的人还是有的，我去找杨丽！她肯定参加。”

　　“杨丽？”这回轮到我迷惑不解了，“她不是我们班杨军的妹妹，工宣队长杨立威的女儿吗？”

　　李芳说：“是的，不过你别担心，她和她哥哥，是完全不同的人。”

　　我兴奋地宣布：“瞧，我们的学习小组已经不是两个，而是三个了。我再去找一个，我们班的男同学，他叫王亚生。”

　　第二天，李芳就找来了杨丽，我也找来了王亚生，我们四个人一同向张老师家里走去。

　　王亚生是个很老实的男生，他对学习小组抱以极大的热情。他这个人还有点幽默感，有时喜欢开开玩笑：“杨丽，这个张老师在学校可是个不吃香的人，你不会是你爸爸派来的密探吧？”

　　杨丽生气了：“瞧你，人家去学习，你却说我这个。”

　　“哈哈！”我和王亚生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张老师家是个很简陋的住处，只有一间房子，房前又用旧砖接出半间来算作厨房。张老师现在没课，正好在家。听到敲门声，他热情地迎接我们进屋。

　　张老师家地方虽然不大，但床上、床下、各个角落到处都是书。除了书，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摆设。听说，张老师文革前是这所学校校长，文革初挨斗，现已恢复为数学教师。

　　张老师听了我们的来意非常高兴，马上答应担任我们学习小组辅导教师，他说：“太好了，你们还年轻，应该趁着年轻时大好时光，多学些知识。你们不论什么时候来找我，我都乐意帮助你们。这回，我算是真正回到教师岗位上去了！”

　　我们深深地理解他这最后一句话的含义。

　　忽然，他在我们当中注意到了杨丽，好像才发现她似的：“怎么，你也参加学习小组吗？”

　　“怎么不能呢？”杨丽忽闪着美丽的大眼睛。

　　“向我这样的人学习？”“您是好人，我尊敬您，愿意向您学习。”

　　“太好了。”

　　“瞧这老头子！一说起这些就什么都忘了！“不知什么时候张师母从外面进来，“他好久没这么高兴了！”

　　我们的学习小组就这样成立了。每天，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张老师那里接受辅导。后来，小组还扩大了，肖丽华也参加了进来。对于我们的学习，张老师极为热情和负责。我们小组不光课余时间活动，上课时间也经常脱离自己课堂。当然，脱离的大部分是自习课。上自习课时各个教室都乱哄哄的，根本没法安下心来温习功课。于是，我们便到张老师那里去。好在那时各个班考勤形同虚设，不会引起麻烦。最对我们有利的是，那时经常提前放学，放学后教室空下来。我们五个人来自三个班级，每天这三个班的教室总有至少一间被腾出来，张老师给我们讲课。上课时，别看坐在张老师面前的只有五个学生，可他讲课就像面对数十人时一样认真。我敢说，那些日子是张老师，也是我们过得最为充实的日子。张老师课讲得棒极了，多么难懂的问题，到了他那里，也会深入浅出，迎刃而解。

　　但是，好景不长。只一个月工夫，我们的学习小组就被别人发现了，并引来各种流言和猜疑。有的人说，五个人总偷偷摸摸在一起，决不会有什么好事情。最令人讨厌的是安大柱，他一再宣扬，这五个人里有男有女，他们在做什么，不是明摆着吗？他竟然散布，王亚生已经“爱上”杨丽了。听到这样的流言，王亚生当然感到委屈，可这种事情又不能向别人解释，你越解释，别人越认为你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气得他好几天不参加小组活动了，直到我们找了他好几次，包括杨丽本人亲自劝说，他才打消顾虑，重新回到我们队伍。王亚生是个既老实又好面子的同学。

　　这天放学后，我们五个人专门留在我班教室，商讨近来产生的问题。我们围坐在一起，我首先发言：“最近，各种传言越来越多，我们都是有自尊心的人，应该想个有效对付办法。我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采取消极办法，将小组解散；二是坚持下去，但必须能保证消除各种流言。究竟怎么办，大家商量。”

　　杨丽说：“我坚决反对将我们学习小组解散，我认为应该坚持下去。同时，我也有个想法。我想去找我爸爸说说，他是学校工宣队长，如果他支持我们，事情也许好办一些。”

　　王亚生说：“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杨队长不会支持我们。”

　　“试试看吧。”杨丽叹了口气。

　　李芳发言了：“从心里讲，我也不愿意小组解散，但目前闲话确实很多。我主张暂时不解散它，并全力坚持下去。但将来如果发展到真要解散，也只好如此。我认为，不论谁，如果有人问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干什么，就如实告诉他，我们无非是学习，听听张老师讲课。”

　　我们都表示同意，因为谁也想不出别的更好办法。

　　我忠实地执行了大家商量出来的结果，告诉别人：“我们一起学习数学、物理和其他课程。”

　　安大柱甚至对我和李芳的关系妄自推测。我告诉他我和李芳来自同一个村庄。李芳也明确反击他：“我和刘潞在一个村里长大，我们一块打过草、摸过鱼、拣过柴禾，你知道个屁！”

　　就这样，我们的学习小组又坚持了些日子。可是，由于一张**的出现，使得我们小组完全瘫痪了。

　　**耸人听闻地分析道：“……毫无疑问的是在张树峰唆使下，这个所谓学习小组多次占用政治学习，甚至没有参加不久前全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张树峰的阴险目的不是已经暴露无疑了吗？”张志老师在文章最后号召全校革命师生行动起来，认清张树峰的真实面目，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也希望校领导对此事引起足够重视。同时还希望“误入歧途”的五名学生“擦亮眼睛，赶快回到革命师生队伍中来。”

　　张志的**又像上次一样，足足写了十几张，贴在很长的一段墙上。张志老师去年搞的“勤工俭学”没有得到领导的赏识，他希望这一次能引起领导重视。

　　得，这回不光张老师受到批判，连我们五名学生都出名了。张志老师有一点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是他的标准小楷，工工整整，端端正正，几乎没有一处败笔。

　　**立即引起了领导重视。没有几天，校领导就找我和李芳谈话了。这天，班主任老师张志通知我们，下午的课可以不上，学校和工宣队领导准备用半天时间和我们谈话。临去见领导前，张志对我说：“刘潞，我知道，你的作文水平不错，我希望你能够在张俊峰的问题上反戈一击。只要你的稿子在学校广播室一播，你不就轻而易举地脱离出来了吗？你知道吗，目前我正在考虑你入团的事……”

　　我沉默不语。

　　张老师继续对我进行诱导：“你看，咱们班徐燕政治上多进步，你应该向她学习……”

　　这次谈话很令张老师和校党支部书记王派发及工宣队长杨立威失望。

　　“你们不要执迷不悟！”王派发显然已经失去耐心，他狠狠地把烟头甩掉，用一双恶狼似的眼睛盯着我们，仿佛要一口把我们吞掉。与刚才我们进屋时对我们的态度截然不同，现在是凶相毕露了。“你们不要因为你们不揭发，我们就对张俊峰的历史与现实不了解，你们不揭发，我们也可以批判他，处理他。”

　　“我们可以走了吗？”我问。

　　“回去吧！”王派发一挥手。

　　杨立威却一直把我和李芳送到门口态度颇温和地说：“回去，再好好地想想。你们当然应该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你们放心，你们是学生，不会对你们怎么样。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来谈。什么时候愿意揭发，找我，找王书记，都可以。啊？”

　　说着，杨立威伸手拍一下李芳的肩膀。

　　李芳厌恶地摆脱他。

　　四十一

　　从办公室回来，我和李芳闷闷不乐，半天没有互相说一句话。我相信，此刻的李芳，内心肯定和我一样是不平静的。她大概还在考虑我们学习小组的事情。出乎意料，她说：“杨立威这个人真是太讨厌了。”

　　“你认识杨队长？”

　　“我倒不认识，可咱们小组的肖丽华认识他。我听肖丽华谈起过他。”

　　李芳说：“肖丽华告诉我，他父亲和杨立威是同一家工厂的。一九六七年，她才五岁。她的知识分子出身的父亲在运动初期受到了冲击，就是这个杨立威，带着一帮人抄了她家，临走时，杨立威狠狠地将她妈妈踢倒在地。小丽华吓得哇哇大哭。肖丽华对她人生这个最早的记忆刻骨铭心。你说，杨立威能是好人吗？”

　　听着李芳的介绍，我对杨队长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我又想到了我们目前的处境，他，毕竟还当着学校的工宣队长，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突然“觉悟”了，我他妈的这是何苦呢？简直是自找罪受！学不学，全上学；会不会，全插队，我费那个劲干什么！去他妈的什么学习小组吧！我再也不参加了。我要像别人那样，整天痛痛快快地玩，我不费那个劲了！

　　当天，我就找到了李芳，向她表达了我坚决退出小组的决心，并建议小组立即解散。刚开始，李芳很不理解。我告诉她：“我退出并希望小组解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小组已经对张老师产生了不利影响，我不愿意我所尊敬的张老师因我们遭遇麻烦。”

　　李芳勉强同意了我的建议，表示她虽然从心里不愿意，但愿在行动上与我保持一致，退出小组。由于我俩的退出，学习小组立即瘫痪了。不过，据说杨丽在这之后仍然经常去找张老师，向她请教学习上的事情。

　　小组解散后，我的心情仿佛轻松了许多。一连几个星期，我都痛痛快快地玩着。我去滑冰、游泳、用弹弓打鸟，做着符合我当时年龄所做的一切。由于不在一块学习了，我也没有理由老去找李芳了，否则，接触过多，仍会引来各种非议。

　　当然，学校毕竟是学校，不去学工，不去学农的日子，仍然还是上些课的。上语文课时课堂纪律最好，因为主讲的是张志老师。和其他老师相比，班主任毕竟是管理全班学生工作的，因此比起别人也是相对严厉一些，对同学们约束力也就大一些。所以张志老师讲课时课堂上安静得多。

　　张志老师这天讲的课程是毛主席的一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这首词自今年元旦发表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仅仅半年，就被选进了中学课本。张志老师讲起毛泽东诗词来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他对毛泽东诗词理解得极为透彻，讲解时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诗的时代背景，写作年代，到诗的寓意境界艺术特色，都讲得条条是道。但他也犯那个时代人们常犯的毛病，把那些诗词说成是古今中外都不可逾越的思想和艺术的顶峰。张老师还善于联想，他能从“雪压冬云”联想到中苏、中印关系，能从“重上井冈山”五个字中扯到中国革命如何从胜利走想胜利，甚至能够联系到今天正在进行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好形势。我怀疑，毛本人写这些诗词时也不见得会想到这么多。

　　学习小组解散并没有使数学教师张俊峰摆脱困境，他仍然受到巨大压力。这天，我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张老师要调走了。他实在无法与顶头上司、正好他所在年级组长张志再在一起共事了。于是，在他还有几年就到退休年龄的时候，他离开了他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反修中学，调往一个偏僻的农村小学。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决定马上去送送他。

　　我们来到张老师家，天气闷热。张老师已经打点好行李，见我们到来，他仍然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

　　张老师家里已空空如也。

　　站在张老师面前，我们久久地沉默着。还是我首先打破沉寂：“张老师，您都是为了我们……我们几个人，来看看您，送送您。”

　　张老师宽慰地一笑：“看看，可以；送，就不必了。不论你们的学习小组是否解散，我都希望你们永远不要放弃学习。”

　　看着张老师，我的眼睛湿润了。他的白发又增多了。都是为了我们！虽然我们认识张老师时间不长，可我们都深深地爱戴他、尊敬他。看我们都很难过，张老师说：“好好学习，回来的时候，我可要考你们的呀？”肖丽华天真地问：“张老师，您还能回来吗？”

　　“一定能。”张老师肯定地说。

　　“张老师，我们帮您拿拿东西吧？”

　　“不用了。”张老师说，“我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几个包，全部家当都装下了。”

　　我们不知道是怎样离开张老师的。当我和李芳回到学校时已经是下午了。时间告诉我们，再有半个小时张老师就要乘车出发了。这时，天气阴沉，刮起了风，看来，一场暴雨就要来临。忽然，李芳把书包扔给我：“要下雨了，我给张老师送把雨伞去！”

　　李芳说完，转身向远方跑去。

　　天，更加阴沉了……

　　响起了雷声……

　　四十二

　　杨军自进入中学以来，给人的印象是极为进步的。从上学第一天起，他就试图在同学特别是老师眼里，树立起他作为班骨干的形象。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开学没多少日子，老师便对他委以重任，提名他当了班长兼体育委员。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在一个班级中，体育委员是最重要、最显眼职务，一般都是男同学担任。它永远是站在队伍前面发号施令的角色。

　　一年级下半学期，班上发展了第一名团员，是反潮流典型徐燕；第二名，就是他杨军了。徐燕的名气和影响都远远超过他，使得他对徐燕既不满又羡慕。不过，他在我们班毕竟是一个“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人物。

　　二年级下半学期，我们班团员发展到了四名，可以成立一个团支部了。可选谁当团支部书记呢？开始，老师和另外两名团员都倾向于徐燕，因为她是全县有名的、由班主任老师张志亲自树立起的反潮流英雄，但这个建议杨军反对：“我不是不赞成徐燕同学当团支部书记，她担任这一职务当之无愧，我是主张她的职务不宜过多，多了会对她的工作和学习不利。”

　　是的，徐燕有其更重要的工作。她由于嗓音较好，人也不难看，已经被安排进了学校广播室。这一荣誉已经使不少有虚荣心的女同学羡慕了。

　　杨军的说法，听起来也似有些道理。但是，除了徐燕，又有谁还有资格担任支部书记呢？那两名同学是新团员，只有他杨军在班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于是，杨军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团支部书记。当他身兼班长、书记、体育委员三项职务为一身的时候，我却从未听他说过自己职务过多而“影响学习”。实际上，他要的就是高人一头，追求的就是出人头地。

　　徐燕太忙，她没当也不屑于当团支部书记。她后来成了学校的团总支委员。

　　杨军就是这样当上了我班的第一号人物。但我相信，比起徐燕来，他仍然不会满足的。

　　杨军这个人的特点，是男同学怕他，女同学讨厌他，虽然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当众说出来。他和几乎所有的女生都搭得上话。不少女生碍于情面，每逢遇见他，最多是点头示意一下，表示看见了他。仅此而已。而他见到女同学，总似乎迈不开步走不动道的样子。别看他站在同学们面前发号施令时总是严严肃肃的，只要一见到女同学，那严肃劲立即就没了，变成了一副皮笑肉不笑的神情。他这个人笑起来很难看，一笑两个门牙就显露出来。

　　最近，有一个流传，几乎全班都知道了，它对杨军的名誉很不利。就是不久前，他曾经给女生肖丽华写纸条“示爱。”那个年代，中学生交朋友搞对象是极为丑恶的事情，不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姑娘养活个孩子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肖丽华是班上最漂亮的女生之一，她拒绝了杨军。肖丽华不但拒绝了他，还把此事泄露了出去，这就更加使他这个班干部脸上无光。但是，他并不死心，而是继续向肖丽华“进攻”。由于这个故事最初是卞小兰传开的，开始我还不信，可后来证实确有其事。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去年肖丽华在农村学农买饼干巧克力吃受到批评时，杨军为什么竭力为她辩护。原来他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杨军出事了。出事倒不是因为男女问题，而是一天夜间，他在一个临近城区附近的村庄行窃被当场抓住，连人带赃物一齐送到了派出所。第二天，派出所打电话通知学校领人，他出事的消息迅速传遍全校，成了爆炸性新闻。对此，许多人都表示不可理解。“他杨军，怎么会做这种事呢？他不是那样的人啊。”但是，他确实是“那样的人”，而且做了“那样”的事，东窗事发。他的问题，引起了校领导的高度重视。于是继续追查他在校外是否还有其它不良行为。但是，他幻想蒙混过关。对于组织上的询问，他采取挤牙膏式策略，能隐瞒的尽量隐瞒，实在隐瞒不了才被迫交代。可是，仅看他承认的那些事情，就够令人触目惊心了。他曾不只一次到临近村庄行窃，甚至偷捉农户鸡鸭，并多次到附近工厂偷东西，窃得了大量铜材、铝材，将它们变卖，所得赃款全部挥霍。另外，他还多次纠集外校男生和社会青年，到远离反修中学的另一中学拦截女学生强行“交朋友”，拦截男生强索钱物等等。

　　仅此这些按当时的标准，就够判几年的了。但由于他爸爸杨立威是我校工宣队长，掌握很大权力，经过他多方活动，杨军终于逃脱了法律制裁，得到“校内处理”的结局。学校团委宣布开除他团籍，其它班长之类职务也相应地被免除了。

　　宣布处理杨军那天，全校集中到操场。一名校领导宣读了他的问题和处理决定。接着，杨军上台念他的交代材料。这天，他穿一身灰色衣服，往日的神气荡然无存，满脸的垂头丧气。我发现，在他发言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没有敢往三年级这片瞧一眼。大会始终杨立威一直在表演着，不断训斥他的儿子，当杨军念材料声音过小时，他就命令：“大声念！”他这样做是为了表示他的不徇私情。其实，他不这样做也不行，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他只能如此。

　　杨军的真实面目算是彻底暴露了，可杨立威呢？

　　四十三

　　不久，杨立威也被迫结束了他的使命。

　　作为驻校工宣队长，杨立威当然要关心学生政治思想工作。他经常要找这个班那个班的学生、学生干部谈话。由于这个便利，他能够经常和我们班的“反潮流英雄”徐燕接触。他们两人经常单独在一起，干什么呢？他们说是“研究工作”。第一个发现此问题的还是我班的卞小兰。她的眼真尖，她也真不愧对她那“快嘴儿”的绰号。此事她刚看出点苗头，就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得满城风雨。据说，事情传到学校党支部书记王派发那里，王书记说：“那是瞎说，杨队长都四十来岁的人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相信他。杨队长是个老同志，又是党员，原则性很强。”

　　但是，仍然有人不断反映杨队长和徐燕关系可疑。事情又反映到了学校保卫组郑干事那里。郑干事听了别人对此事的报告，当即引起高度重视。他忽然意识到：赶走杨立威的时机到了。“不过，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拿双。”他等待着机会，并让更多的人监视杨立威。

　　机会终于来了。这天，王、郑二人得到报告：徐燕一个人偷偷溜进了杨立威宿舍，门也立即关上了。又来的报告说，门被插上，窗帘也拉上了。

　　“捉奸！”王派发下达了命令。

　　接到王书记指令，郑干事带着他组织的几个人，迅速而又悄悄地接近了杨立威宿舍。

　　来到屋门前，郑干事飞起一脚，“咣”的一声，将门踢开，由于用力过猛，木质的房门竟然脱离门框，“哗啦”一声倒向屋内，里边的徐燕吓得尖声惊叫起来。

　　四十多岁的杨立威和十五岁的徐燕被双双裸体捉奸在床。

　　杨立威和徐燕的丑事就这样暴露了。

　　郑干事、王书记从当天起，连续多次对徐燕进行了审问。徐燕这个人，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出了事后无地自容的样子，相反，当问到她和杨立威究竟有过多少次那种事时，她倒满不在乎、极不耐烦地回答：“记不清，无数次了！”

　　王派发将杨立威的事情整理成材料，以党支部名义分送教育局和杨所在工厂。他强烈要求组织将杨立威立即调回。

　　出了这样丑事，杨立威自己也觉得无法在学校干下去了。他回到了他所在工厂。王派发和郑干事终于达到了将杨立威赶走的目的。出事后没几天，徐燕母亲曾来学校大吵大闹，说学校工宣队长侮辱了她女儿，要求“严惩罪犯”。但是，调查结果表明，事情是徐燕同意的，杨立威并不构成犯罪，只属于一般的生活作风错误。

　　徐燕又回班里上课了。出了丑事，她除了团籍，一切荣誉、职务都丢了，恢复了她作为一个学生的本来面目。半年后，她放弃了升入高中的机会，要求去农村插队，虽然她还没有达到插队的年龄，但鉴于她情况特殊——需要换个环境，她的要求还是被批准了。她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中学时代。

　　四十四

　　杨军自从他的校外表现败露，被开除了团籍，撤消了职务，他也就破罐子破摔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对他也是一种解脱。他再也用不着遮遮掩掩校内一样、校外一样地演双面人了，他开始不上课，打架骂人，公开破坏纪律。这才是他本来面目。

　　班上唯一能跟杨军作对的就是王亚生。杨军为什么不敢当众教训王亚生呢？因为王亚生力大腰圆，真要单个练起来，他杨军未必是对手。只是王亚生比较老实，从未和他人打过架。

　　杨军对王亚生怀恨在心，因为他早就把他得罪了。第一次得罪杨军，是一年前农村劳动上夜班，因为一个馒头，杨军觉得王亚生栽了他面子。第二次是不久前，杨军逞能，硬要和王亚生比试摔跤，可能他从未和王亚生较量过体力，对他估计不足，结果，王亚生并不怎么费力就把他摔倒了。杨军认为，这是王亚生故意当众叫他出丑，是对他全班“老大”地位的挑战。

　　另外，杨军自以为，王亚生是他的“情敌”，因为他和肖丽华交了朋友。

　　所以，长久以来，杨军一直在寻思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教训一下王亚生，以让他俯首称臣。但是，他并不敢轻举妄动。那次摔交已使他对王亚生体力有过深刻领会并心有余悸。还有，杨军在班上虽最横、最混，谁也不敢惹，但真正拥护、追随他的人并不多，因为他在反修中学已经声名狼藉。在人数上杨军是少数。王亚生和杨军之间的矛盾，大部分人知道并同情王亚生。我不就对杨军恨之入骨吗？

　　杨军虽然在班上属于少数，但在校外却有着相当大势力，结交了一大批不三不四的学生。临近反修中学不到一公里，就是这座县城的另一所中学，杨军的大部分胡朋狗党都在那所中学内。我知道，好几次打群架，他的帮手都是从那所学校找来的。那所学校因为地处县城的西部，所以叫西苑中学。

　　要想整治王亚生，必须动用他在西苑中学的哥们，地点必须是在校外，这两点杨军都非常清楚。于是，杨军策划了一场针对王亚生的斗殴事件。

　　这天，王亚生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去学校上学，与他同行的还有包括我在内的几个本校学生。这时，路上人很多，大部分是上学的中学生。

　　我们走着走着，忽然被十几个围上来的人拦住了去路。这些人中，除了杨军我们认识，其余大都是西苑中学的。

　　王亚生不理他们，想绕过去继续走路。但他们又一次拦住他。

　　“你们想干什么？放我过去，我要上学。”王亚生说。

　　杨军从西苑中学那帮小流氓中挤出来。他的模样不阴不阳，歪戴着帽子，叼一支烟，阴阳怪气地说：“你问我要干什么？不干什么，我们哥几个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问问你服不？”

　　那年头，中学生之间寻衅打架，往往没什么起因，唯一借口就是对方“不服”他。所有的人都“服”他，他就感觉自己是英雄，就像二十年后谁最有钱谁是款爷谁最光荣一样。

　　“你们让开路，我要去上学。”王亚生说。

　　“你上不上学，那是你的事，”杨军明显带着挑衅气味，“我就问你，服不？”

　　“我不服任何人，也不希望任何人服我。”王亚生气愤地说，“我要去上学，你们让开路。”

　　这时，已经围上了好多人，站在王亚生身旁的大部分是反修中学的学生，大家都对杨军这种霸道行为不满，但还没有人敢站出来为王亚生说句话或斥责杨军。

　　杨军纠集的那十几个西苑学生已经做出了大打出手的架势。追随杨军的安大柱也夹杂其中，摆出一副帮凶的样子。安大柱个儿小力气小，他要打架的样子使人感到非常滑稽、可笑。

　　围上来的两个中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我再问你，服不服我？”杨军又一次气势汹汹地问。

　　“我不想打架。”王亚生再次忍让，“你把路让开！”

　　“他妈的，看样子你真是不服啊？”杨军手朝他的哥们一挥，“上！教训教训他！”

　　杨军一声令下，身边的十几个喽罗立即扑上来。王亚生等人被迫自卫。现场人越聚越多，把道路都堵死了。王亚生边打边退，他跳上一处矮墙，大声喊道：“同学们！不要在这里打架，赶快回学校上课！”他又转向另一方向：“西苑中学的同学们，你们也不要在这里打架了，等会儿该迟到了，赶快去上学！”

　　但是，杨军的人已经把道路切断，参与打架的早已不是刚开始时杨军叫来的那十几个人了，陆陆续续又围上来许多，双方参加打斗的总数已达上百人。他们当中许多人其实并不了解事情起因，有的甚至根本不认识杨军和王亚生，他们参加进来的唯一原因是看到两个中学学生在打架，他们要帮助本校学生。但双方人数对比，反修中学人少，明显劣势。

　　王亚生等人经过殊死搏斗，终于将对方的包围圈打开一个缺口。王亚生再次站到一个较高地方，大声呼喊：“反修中学的同学们！不要再理他们，冲出去，回学校上课！”

　　听了他的高喊，反修中学的大部分学生都冲出了重围，朝自己学校的方向边打边退。渐渐地，反修中学的学生离对方有几十米远了。本来，王亚生认为，只要他们跑出去，对方也就善罢甘休了，谁知，杨军却命令他那一群人紧追不舍。对方像潮水一样追来，越追越近。

　　前面，是一处铁路路口，地势较高。由于担心自己的同学被追上吃亏，于是，王亚生毅然决定留下和另外几个人殿后，掩护大部分人回学校。

　　反修中学大部分同学朝学校门口方向跑去。王亚生和留下的另外几个人与对方追在前面的那些人撕打了一两分钟，多少延缓了他们追击的速度之后，迅速带领同学们回到了学校门口。这时候，我也夹杂在本校学生之中。

　　追到学校门口，也许就算了吧？我想。

　　但是，他们变本加厉的行动，却使我们大吃一惊。他们非但没有到此而止，反而一个个、一群群地冲进了我校。有的甚至从墙上爬进来。这时，我意识到，由杨军挑起的这次行动，已经发展成了一场大规模学生打斗。

　　“事情闹大了。”我提醒着王亚生。

　　“继续撤退！”王亚生说，“我一定要尽我的可能，防止事情扩大。”

　　看来，王亚生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就是杨军恐怕也无力回天。杨军手下的人，已经迅速发展到一二百人。此刻，他们已处于疯狂状态。

　　王亚生率领着约一百人左右，撤进了红楼——这座反修中学最大最高的建筑物。这座仿照北大图书馆命名的大楼地上共有四层，还有一层地下室。

　　一百多人迅速撤进了红楼。原先在楼内各教室的男女学生闻讯后大部分已事先逃离。我想，这次杨军也太不像话了。他不光把众多的外校男生带进了学校，而且还包围了大楼。

　　但是，他们要迅速进入这座楼内也极不容易。这座大楼的结构是上下四层共有十几个教室，第一层的出口却只有南边一个，北边一个。这两个出口都非常狭窄，只需几个人拿根木头，众多的人就难以攻入。

　　杨军给他的“部下”提出的口号是：冲进大楼去，教训王亚生。但是，数十个人在他的命令下试着向两个楼口冲击了好几次，都落得个惨败而归。他想出了狠毒的一招，命令他的人使用弹弓。在他的一二百人中，有将近半数拥有这种武器。弹弓这东西，一把不可怕，可怕的是数十把一齐发射。

　　在杨军的命令下，数十把弹弓一齐射击。立刻，弹丸像暴雨一样飞向楼口和各教室的窗口。哗哗哗！楼上楼下大量玻璃被击碎了。

　　被围困在楼内的学生们，也用同样的武器还击。他们一个个坚守在两个楼口，将一批批弹丸准确地射向对方。另有大部分人，则分别防守在各层的窗户后面，居高临下，用弹弓向杨军周围的人射击。有的人被击中了，见血了。楼上的人被击中了，疼得差点从窗户上掉下来，混战非常激烈。一时间，小石块仿佛互相吸引似的，分别向对方射去。

　　早已过了上课时间，看样子今天的课是上不成了。

　　双方进入了相持阶段。反修中学的同学们清楚地知道，决不能让他们冲进来，否则，他们人多，吃亏的不止是王亚生，而是他们全体。

　　王亚生、我和另外几个人站在三层的一间屋子里。这里是三年级老师办公室，现在，除了桌上还有几本书外，桌上地下到处都是射进来的小石子儿。

　　我说：“王亚生，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已经闹大了，我们得赶紧想办法结束。”

　　王亚生说：“我也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但责任不在我们！”

　　另一个同学说：“看来，我们只能求助于学校了。学校能够平息事件。是不是这样，咱们派一个人出去，去找校领导，再叫校领导把西苑中学的领导请来，也许可以使他们撤回。”

　　王亚生说：“你这个主意好是好，可是咱们现在被他们困在大楼，谁也出不去啊。”

　　“那倒不难，”这个同学说，“这座大楼的地下室，通着咱们学校的地道。咱们的人可以从地道钻出去找领导汇报。”

　　“那不行！”王亚生坚决地说，“咱们学校的地道年久失修，以前曾经发生过塌陷。派一个人钻进去，发生危险怎么办？”

　　说到这里，王亚生的语调极为沉痛：“同学们都是因为我才打起来的，我们这边已经有人受伤了，要是谁因为钻地道出了意外，那麻烦可就更大了！”

　　这时候，我说：“我看，我们也没有必要派人去找领导，上百的外校学生来咱们学校打架，十几个班不能正常上课，双方校领导肯定会知道的，他们也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提建议的那位同学说，“要不，我去钻地道，去催校领导！”

　　王亚生一把抓住他：“你不能去！”

　　他们两个正在争执，忽然，又一阵暴雨似的弹丸射进来，我们慌忙躲进墙角。

　　“看样子，这间屋子是不能呆了，”王亚生说，“咱们到隔壁去！”

　　说着，我们几个人弯着腰，几乎是爬行着，撤到了隔壁。这间，比较安全了，虽然玻璃也全部被打碎了，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楼下很远的地方，但下面的“子弹”却基本打不进来，这儿是个死角。

　　我们几个人正要继续商量对策，忽然听到轻轻的抽泣声。扭头一看，原来门后面还有个女生，是肖丽华。

　　在这里见到她，我们全都大吃一惊。

　　王亚生吃惊地问：“你怎么在这里？多危险！”

　　见到我们，看到王亚生，肖丽华似乎镇静一些了，她张着惊恐的大眼睛：“刚才，见到打架的，同学们都跑出去了，我动作晚，被堵在这里了……”

　　王亚生说：“既然没出去，就跟我们在一起吧，现在哪儿都危险。”他看一眼肖丽华，“你看，我现在成了打群架的流氓头子了。”

　　“不！”肖丽华说，她的双眼闪烁着光芒，“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

　　“谢谢，谢谢你的理解。”王亚生动情地说。

　　“被围困这么久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又一次问王亚生。

　　王亚生这才仿佛感觉到我们的存在。刚才他和肖丽华肯定把旁边的人都忘记了。

　　“是啊，该怎么结束这个事件呢？”他自言自语着。

　　想了半天，他忽然对我说：“我想这么办。杨军几个人不就是要抓住我吗？我向他们喊话，告诉他们这件事与被围困的同学们无关。然后，我一个人走出去，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他的话刚出口，立即遭到大家反对，我说：“不行！那样你会吃亏的！”

　　王亚生说：“那也不能让这么多同学跟着我吃亏，是我连累了大家！”

　　肖丽华一把拉住他：“不，你不能去，我不让你去！”

　　我们正争执着，忽然，一个同学说：“你们看，事情有救了！”

　　随着他的喊声，我们一齐涌向窗口，忘了危险。站在窗前，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那边有个小湖，这时见到几个人正沿着湖边甬路向这边走来。我们看清楚了，是反修中学党支部书记王派发和校保卫组郑干事。

　　“他们准是来平息事件的！”王亚生兴奋地说。

　　郑干事刚刚踏上甬路的那一端，就举起半导体话筒喊起来：

　　“西苑中学的同学们，你们应该立即停止斗殴，回校上课。立即离开反修中学！”

　　接着，我们看到有大约二三十个人马上向校外跑去。我想，郑干事说话还真管事啊，刚一喊，马上就有人撤离了。可是，看到这几十个人跑到小湖边，并没有顺着甬路撤走，而是每人掏出一把弹弓，向前来劝说他们的反修中学领导进攻。几十把弹弓将弹丸像暴雨一样地射向湖的另一头。湖面上激起层层水花。我看到，王派发被击中了，疼得差点掉进水里。

　　原来，这些人是杨军派出的“阻击部队”。杨军实在是太出格了！

　　王书记、郑干事被阻在岸边，局势又僵持下来。

　　混乱中，我发现安大柱夹杂在人群中来回奔跑着。他在为杨军和他派出去的人之间传递信息。我们又开始焦急地等待起来。这期间，杨军又一次次地向我们进攻。

　　四十多分钟后，我们希望的事情发生了。郑干事、王派发见冲不过来，又去找人了。他们不但请来了西苑中学的领导，还带了附近厂矿的“工人民兵”，还有穿白衣服的警察。

　　“啪！”民兵鸣枪示警。

　　只这一枪，就起了决定作用。虽然这一枪是朝天放的，没有伤到任何人，西苑中学学生们的头脑立即清醒了，他们明白事情闹大了，他们不愿再跟着杨军胡闹了，于是，他们似惊弓之鸟，纷纷从水面、从墙头四散奔逃。

　　民警、民兵为我们解了围。

　　杨军没有能够逃走，他被民警扣留了。令我们疑惑不解的是，王亚生也被警察带走了。

　　在王亚生被拘留的日子里，我们日夜思念着他。我和肖丽华两次到王派发和郑干事那里反映事件真相，由于王亚生出不来，肖丽华几次急得哭了。

　　一星期后，传来了县公安局的处理决定：

　　王亚生组织、指挥大规模学生打架斗殴被拘留；

　　杨军组织、指挥大规模学生打架斗殴，也应被拘留。但在拘留期间，又发现了他的其它重大问题，现正在继续审查。杨立威一走，再也没有人护着他了。

　　虽然大家都觉得王亚生冤枉，但杨军的下场则大快人心。我们纷纷猜测着，杨军还有什么问题？

　　杨军的问题使所有人大吃一惊。谁也没有想到，他竟做出那样丑恶的事情。当两个月后杨军被五花大绑，押来学校宣判的时候，人们才得知，就在不久前在校园内的一处僻静处，他对一名教师年仅八岁的女孩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十五岁的杨军，被判处“劳动教养”。警车尖叫着，带他去了他该去的地方。

　　在这个事件中，我觉得最可恨、最可悲的就是安大柱了。自小学以来，他就追随杨军，对他惟命是从。杨军犯罪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跟着犯罪，却为他站岗放哨，实际也成了从犯。打群架的时候，他扮演的是杨军的“副官”角色。他被处以少管。他们都以这种不光彩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四十五

　　时间过得真快，一九七六年很快就过去了。这一年，除了每年例行的一个月学农、两个月学工之外，我们几乎都是在政治学习、批邓、开各种追悼会、抗震救灾中度过的。尤其是最后三个月，我们根本没上几堂课，整天都是在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开庆祝会、上街游行，在校内班上表各种“决心”，写**、大标语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中度过的。这些过多的活动严重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

　　动乱，似乎要结束了。

　　一九七七年，我们上了高中。我们的同学，大部分上了高中，少部分去了农村，开始了“插队”生活。上高中的，不少人是迫不得已，因为他们并不愿意继续上学，厌学情绪严重。但那时候还讲“普及”高中。我们成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批高中生。去插队的同学，大部分年龄较大，他们赶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合唱的尾声。

　　刚刚上高中时，老师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四人帮”被“粉碎”了，他们的干扰结束了，应该好好学习了。“黄帅事件”又被彻底翻了个儿，老师们一个个扬眉吐气。

　　因为初中三年，我们几乎没上什么课，于是，老师们决定给我们补课，补初一的课程。但是，他们太异想天开了，企图在四周之内把中学三年课程统统补上。讲课的速度快得惊人，有几个人能接受得了呢？无论怎样努力也赶不上来了。这就是厌学的主要原因。

　　对于不少人来说，上高中这两年简直是受罪。老师讲课时必须支棱起耳朵听着，可确实又听不懂，但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不爱听可以迟到早退不上课。当然，就我个人而言，对文史之类的课程还是感兴趣的。

　　高中期间，由于历史的惯性，我们仍然像前几年那样，一年要用两个月时间去学工，用一个月时间去学农。这两年的生活，我真是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可说的，平常得枯燥无味。这两年，我们中大部分人，已由十四五岁长到了十六七岁，由少年过渡到了青年。这是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转折。

　　如果说和初中阶段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男女生之间“交朋友”的多了。

　　上高一的时候，有些事情似乎还值得记忆。那些天，是我校教育革命组副组长张志倒霉的日子，他于一年前当上了这一职务。

　　文化大革命虽已宣告结束，但文革的象征之一，**仍然容许存在并确实存在了一段时间。我校也不例外。一天，就在张志曾经贴过**的那面墙上，贴出了一排新的**。不过，这回出风头的可不是张志了。那**矛头反倒直对着他，还点了他的名。**标题颇具战斗力：《誓死揪出“四人帮”在我校的黑干将张志！》文章说，现任校教育革命组副组长的张志，在一九七四年初，秉承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动旨意，用写**的方式，将当时一年级女学生徐燕树为反修中学乃至全县的反潮流英雄。实际上，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流氓似的学生徐燕，当时的行为实属破坏课堂纪律。反修中学的“徐燕”事件实际上就是当年中关村一小“一个小学生日记”事件的重演。

　　**的作者是曾经担任我班班主任，现在教高二历史课的管老师。她在文章中继续写道：“与此同时，张志公开迫害我校敢于抵制四人帮批所谓师道尊严，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的老教师张俊峰，并最终将他排挤出了学校。不仅如此，张志还篡夺了反修中学年级组组长职务，并于七六年至四人帮正疯狂的时候，爬上了反修中学教育革命组副组长的高位。”

　　“教育革命组”的全称是学校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它实际上行使着“学校执行委员会”的职能，负责处理学校的日常事务。

　　当时，“黄帅事件”已经彻底翻了个个儿。

　　管老师的**一贴出，立即就像几年前张志贴出**一样，在全校“革命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于张志来讲，它绝对是一颗重磅炸弹。张志的精神立即垮了，跟挨了斗、游了街似的。一连好几天，同学们都看不到他的身影。我们的语文课暂时由一位代课老师上。据说，张志“因病”请假了。其实，这不过是自欺欺人，批他的**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他不能上课的原因又瞒得住谁呢？

　　虽然不少人认为，管老师言词未必激动了些，但认为张志却是咎由自取。

　　张志老师后来遭到了什么处理，我们学生不得而知。仅知道他失去了反修中学那两个不大的官职之后，仍然是我们语文教师。他并没有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被当做“四人帮”的黑干将抓起来，他还没到那个级别。两个月后，当他重新回到课堂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似乎变了模样，甚至变了个人，瘦了好多，站在同学们面前一副无地自容的样子。我们每天看到的他，除了给同学们上课，一句话不再多说，学校一年两次的文艺演出再也见不到他登台露面了。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王派发也调走了，张志又少了个靠山。他在校内已不再发表任何言论，就连给我们上语文课讲毛主席诗词，也绝不再联系当前形势了。有人说，他怕“再犯错误”。沉默寡言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