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名先后有文章

河名先后有文章


就在金朝风雨飘摇之际，我国北方蒙古族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领袖，他就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50）遥遥指挥兵马于太祖十年（1215年）杀过了金中都燕京，富丽堂皇的宫城殿宇付之一炬，形成一片废墟。但是在占领燕京地区后，便以此为依托漠北、控制华北、南进中原、灭亡南宋的首要战略重地与军事基地，并且在元宪宗时把此地域交由自己的兄弟忽必烈，掌管军国大事。宪宗九年（1259年），宪宗死。正在长江中游流域鄂州（今湖北武昌）征战的忽必烈回师燕京，次年在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北石别苏木）即蒙古大汗位，建年号中统。但是他的幼弟阿里不哥联合漠北、中亚的诸位王爷，同他争夺皇位。忽必烈坐阵燕京，指挥部队在至元元年（1264年）获取全胜。他怀抱着灭宋统一中国的雄壮志，瞄准了燕京地区，下令将燕京改定中都，并决定迁都于此。
三年（1266年），忽必烈命谋臣刘秉忠修建中都宫室。次年另选新址，开始营建新都城。八年（1271年），定国号为元，次年改中都为大都，定为首都。十一年（1274年），他在大都宫城内正殿接受诸王，百官朝贺，正式将首都从开平迁于大都。《元史·食货志》高度以概括地说：“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51）把个漕运的重要性说得无以复加的地步，从中也无可辩驳地看出运河北端通州及通州至大都间漕运线患得患失 无比重要性了。如十三年（1276年），元中书左丞相，大将伯颜领兵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不仅生俘谢太后、恭帝等宋宫廷王公大臣北返，而且准备将江南的粮米水运归都。当年南北大运河尚未贯通，只能靠水陆联运到达通州城东，而因修建大都城使金代闸河河失去了水源，不能再行船。这批从江南运抵通州的粮米，只得用车陆路转运至大都，耗巨拖时。忽必烈深知，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天，食以漕运为主，漕运从河渠为要。他当时正与第阿里不哥争帝而战，燕京是战略要地，保证粮食供应是关键之事。如此，通州至大都的漕运便不能不设法解决了。
《元史》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开坝河，设坝夫户八千三百七十有七，车户五千七十，出车三百九十辆。船户九百五十，出船一百九十艘”。（52）又载：至元十六年“开设运粮坝河”。（53）还载大德三年（1298年）郡水监罗壁又浚阜通河。（54）三处所载的两条河，其实就是一条河，即我国上古时期所名的高梁水，后来的高梁河东去的支流。到了元代即称坝河，又称阜通河。那么，二称谁先谁后呢？史元载。搞清这名称由为和其先后次序，很有必要，因为这不仅是通州运河文化所系，也对研究就通间漕运历史有一定作用。
所谓坝河，是因河中设坝以调节水位而利于行舟故名，顾名思义，不必赘述。所谓阜通河，是因河通畅，行船无阻，漕运大通而称。“阜”即“大”义，《国语·国语上》载：“懋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韦昭注曰：“阜，大也。”因为《元史》是明代文学家宋濂等编撰而成，虽然保存了元代的较多史料，但因匆促成书，且未详加考核订正，还有元代一些重要资料没能参用，史实存在不少错误，编次也混乱芜杂。因此，《元史》中关于河两名的记载不免有误，或者当时撰史时就没氢河名视为重要，便随意记下来了，给今人研究运河史带来困难。然而我们可以从部分元人资料的字里行间可以研究出来这两个中先后次序。
元人王著作《秋涧集》载：“中统元年（1260年）冬十月，创建葫芦套省仓落成，号曰千斯。时大都漕司、劝农等仓，岁供营帐工匠月支口粮，此则专用收贮随路 漕粮斛，只备应办用度，及勘会亡金通州河仓规制。自是漕船入都”。（55）
元人虞集在《京畿都漕运命名善政记》一文中谈千斯仓时载：“凡运司之胥吏、皂隶不得辄至他所，其负未于坝而入仓也”。（56）
元人熊梦祥在《析津志》中道：“光熙门与漕坝相接，当运漕岁储之时，其人夫纲运者，入粮于坝内龙王堂前唱筹”。（57）
《元史·百官志》载：中统二年（1261年）兴建了相应仓、通济仓、万斯北仓等漕仓。
从上述资料与实地考察可以看出，忽必烈称帝那年，就在今朝阳区广熙门（元大都城东垣最北边城门––––光熙门的遗址）附近设立了漕他仓––––千斯仓，此仓设在河边，河边有镇水的龙王庙，龙王庙附近有一座河坝，负责运粮的斯仓距离很近，便于扛粮入仓，而且是自是漕船入都。而据《元史·百官志》载，是至元十六年“始置”“新运粮提举司，秩正五品”，“开设运粮坝河”（58）而《元史·王思诚传》亦载，是同一年“开坝河，设坝夫”，（59）并在至无二十八年（1291年）十二月，还曾“浚运粮坝河，筑提防”。这表明“坝河”一名出现在元至元十六年在高梁河东支上筑坝节水以利漕运之 ，而不是在此之前。上引元人虞集和熊梦祥的书都是在元至元中期以后刊行于世，所以书中提到了“负米于坝”与“漕坝”等词语，是因为出刊前已经开辟了“坝河”。而元人王恽的书则是元初付梓问世，当时还未开浚坝河，因此文中不曾提及坝河事。据《元史·河渠志》载，开南京可时，在河上因地势高下而自光熙门（坝河西端）至温榆河（坝河口）之间共建造了千斯，郑村等6座大坝，最西端距千斯仓很近的那座坝称千斯坝。可见，坝以仓而名。千斯仓俗名葫芦套省仓，是中统元年冬季十月落成，是元代在高梁河边设立的第一座漕仓，不知道漕仓形制如何，因此勘察和效法了金代在通州河边的建漕仓的规模和形式。此仓的兴建成功证明了高梁河经过治整后用以通漕，“自是漕船入都”，因而将高梁河易称阜通河是意料的事，顺自然而得，尔后才有坝河之名。从元代史料一麟半爪的记述中，理出了阜通河、坝河称名的前后顺序，不仅还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且体现了通州运河文化的丰富内涵。
坝河漕运，终元元世未停。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十二月，“浚运粮坝河，筑堤防御，（60）清除淤滩，挖浅使深，保证畅通，夯筑河堤，既防水源流失，又防决口伤害田园农舍。大德六年（1302年）五月初旬至六月中旬，用工三万二百四十，重修全河6坝，使更加坚固，保证控制水量，以便行船。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春，调集“军士、民夫各一万浚之”。（61）但是因元朝统治者只顾强征暴敛民脂民膏，不管天下人民死活，对待漕运只顾苦使运户，狠役坝夫，不管车船差徭的苦痛，因此“坝夫累岁逃亡，十损四五，而运粮之数十增八九”，运夫“昼夜奔驰，犹不能给。一夫日运四百余石，肩背成疮，憔悴如鬼，甚可哀也！”
至正十一年（1351年），刘福通、郭子兴等为首的红巾军农民起义烽火遍及全国，元廷摇摇欲坠，而漕运阻断，漕舟不再抵达通州，坝河的漕运就开始衰微，直至废止。明清两代成为排水河道。如今，坝河两畔在1958年以后划入北京市朝阳区，只余河口部分留在通州区。但元代坝河漕运衔接的是通州白河漕运，不能不述及之，此点在下文中仍有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