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颐和园的不解之缘：匾额上的印章是我刻的

　　北京的皇家园林离不开古建修缮，更离不开修缮的工匠。陈文生及其父两代人都是这一行里的专家。“父亲当年是掌案，吊梁、放线，再难的活儿到他手里都能解决。”原颐和园老职工陈文生说。到1970年，通知恢复颐和园原有的匾额。可我们发现，很多匾额上的“金印”都被抠走了。陈文生说，有“大清皇帝光绪的，也有大清皇太后慈禧”的，几十方印，我每天刻一方，用了20多天才补齐，现在很多匾额上的印还是我当年刻的。

　　春游 第一次到了颐和园

　　提起颐和园，陈文生有说不完的故事。他回忆，第一次来颐和园大约是1943年，上小学时。

　　记得是春游，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从西直门乘车到颐和园，那时只有一趟长途车通往香山，在颐和园东宫门外有一站，站台就是现在的售票处。长途车半个小时一趟，车费是二角钱。等不及长途的可以坐黑车，当时的黑车是烧劈柴的蒸汽机车。木制的车厢能坐五六个人，车费也是二角，虽然慢点，但只要人齐了可以随时走，所以特受欢迎。这样的黑车，当年在西直门外有10多辆。实在没有钱乘车，还可以骑驴去颐和园。也是在西直门外，有一队小毛驴，一人乘一头，价格便宜，但骑驴太慢了。

　　1943年的颐和园四周，全是河和稻田，水很清，水里有很多小鱼虾。

　　头一次进颐和园，去了谐趣园，长廊，佛香阁，老师告诉我们长廊是中国最长的画廊。去谐趣园后面的小河沟里喝水，往自己的小水壶里灌。里面都是小鱼，水可干净了，可以看到底，水草一动都能看得特别清楚，那可真是矿泉水。那是玉泉山的水流下来的，五个闸，整个流到颐和园里了。

　　上世纪40年代初，逛颐和园的都是富人，有穿长袍马褂的，也有穿西式服装的年轻妇女。

颐和园长廊老照片

　　念想 大修时留了很多回忆

　　1950年，颐和园开始大修，佛香阁、转轮藏、排云殿、长廊……还有北海、香山、八大处。陈文生说，我父亲是木工，他技术很好，而且擅长设计。

　　陈文生说，就说佛香阁的栏杆。过去木板的栏杆容易糟，用的是双皮管的栏杆。而现在那种，是我父亲设计的。他画图、标好尺寸后给工人，只要按他的尺寸做，一弄上就合适。那会儿，回来就在耶律楚材祠旁边的木工房干，分三个小组，我是其中一个组。

　　佛香阁那儿留了好多念想(过去工匠们的一种习惯，就是每修复一座建筑，就将自己的名字写下来，钉在建筑的梁枋上，一是纪念，二是表示负责的意思)，现在也找不着了，都在里头钉着呢，可能几百年之后才能知道。修完了以后留个念想就搁那儿了，木板上拿墨笔写的标记。修佛香阁、转轮藏，这里头技术活儿挺多，比方天花，原来是纸天花，不是现在的木头天花，设计完了在底下做，做完了安上去，现在天花都是活的，过去都是纸的、棚壁糊的纸。

　　陈文生说，这种修缮工作一直持续到十年大庆，之后转入了小修。直到“文革”开始才结束。

　　护园 颐和园变身人民公园

　　“文革”开始后，文物变成了四旧，红卫兵小将不但要破四旧，我们还接到通知，摘掉颐和园大匾，改换成“人民公园”。

　　大约是1967年的一天，园里突然接到通知，颐和园改人民公园。我负责木工，连夜带人做新匾。用纤维板做，2.4米长，1.2米宽，用白漆铺底，写上黄字。第二天新匾就上墙了，同时换掉的还有佛香阁的匾，改成了“向阳阁”。

　　陈文生回忆说，抢收文物库只有干部参加，我还是群众不能参与。所有大殿的家具不撤，文物要收起来，所以家具被损毁的很多，但文物都保护下来了。

　　还是说外头的文物吧。外头长廊上的画儿才子佳人不行，得涂了去，必须挂主席像和语录，长廊接一间一个语录，挂在柁上;亭子那儿，两个主席像，一边一个，一直到长廊西头。红卫兵看见还不行，有一张主席像边上的画儿上有老虎，对着毛主席不行。谁挂的，得斗他，我们拿大白抹上，把老虎遮上。游人看着新鲜，用手一抹，里面的图案又显出来。小将们还是不干，有人想出办法，这办法不是好办法，就是用“铠光漆”盖，这样一来，很多彩绘原始图案就出不来了。“文革”后期，拿大白涂的都擦出来了，拿铠光漆涂的就擦不出来了，那会儿毁了不少。

国家领导人在颐和园

　　当时的匾都摘了。匾摘了，没地搁，没库房。哪儿摘的就附近搁，附近保存。像小苏州街石舫后面那一带的都搁在穿堂殿后面，就那廊子里头，包括长廊西头这边;长廊的匾，都搁东边了，就在乐寿堂后九间后面的廊子里，那时候都是匾;谐趣园这边的都搁在南大院，对联、匾都搁那儿。

　　大门外俩狮子也不行，那是封资修的东西，不行，得搬走。仁寿门那个寿山石，不行，得封上，弄个标语塔，拿标语整个封上，冲着仁寿殿挂上“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什么的。狻猊正冲着“四个伟大”，红卫兵说这不行啊，赶紧封上，封上也不行，该给砸了，我们赶紧写语录，写了语录就谁也不敢动了。钉一四方的框，四面写上语录。这样狮子才保护起来。包括排云殿俩狮子都写语录封上。不写就让你搬走，想搬到耶律楚材祠，准备把这些兽都放那儿，但幸亏没放那，要不就毁了。“文革”期间文物保护的还行，整个文物都撤了，地面文物都用标语塔封存……

　　自豪 匾额上的印章是我刻的

　　到1970年，通知恢复颐和园原有的匾额。可我们发现，很多匾额上的“金印”都被抠走了。

　　陈文生说，有“大清皇帝光绪的，也有大清皇太后慈禧”的，几十方印，我每天刻一方，用了20多天才补齐，现在很多匾额上的印还是我当年刻的。

　　陈文生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以后，颐和园要增加展陈文物。我们看故宫有钟表展，所以也弄了个钟表展。但这些表历史久远，所以都有些小毛病需要修理。我就自己修，不会修的时候就去故宫找修钟表的第二代人、一位姓马的师傅学习。我还到菜市口委托商行花了5块钱买了个大表。拆了修，修了拆，反复琢磨这个表，怎么走得快、怎么走得慢。

　　颐和园里有200多块钟表，我修好了几十块，就在仁寿殿南殿开了一个钟表陈列馆，金恒贵先生给写的大牌子，到现在还在呢。这个馆单卖票，每个钟表都配好钥匙，一天表演几次，如何上弦我都教给解说员。因为这些老钟表不能总上弦，所以钟表展开了些日子就只陈列，不表演了。

　　陈文生说，我在颐和园呆了几十年，也修了几十年，什么都修过，大到古建，小到钟表，什么需要就修什么，这就是文物单位的特点。因为颐和园是一座活生生的园林，它需要保护，也需要保养……

　　图片资料由北京颐和园管理处提供

　　本文转自海淀旅游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