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漂来的元明清文学艺术

　　试想一下，当你从北京地铁2号线积水潭站穿越时空，来到700多年前的元大都时，你会身处何方？是乌黑黑一片，死一般沉寂的荒郊野外？还是车水马龙、人声嘈杂的繁华街道？穿越的时候，如果地标保持不变的话，那么恭喜你，已成功进入元大都最文艺最繁华最有范儿的地段。

　　当然，足够幸运的话，你还将看到一大批戏剧名角，在小小的一方舞台上，轮番上演大都人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的名剧。台下，达官显要、文人雅士、商贾人士、船夫走卒、市井百姓穿行于此。他们有的在寻觅心仪物品，有的在与文艺青年们亲切交谈，有的干脆卸下一天的重担，悠闲地陶醉在音乐歌舞中。

　　这一切，得益于京杭大运河通惠河段的开通。那么，元杂剧是如何通过大运河传到南方并生根发芽的？四大名著与大运河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京杭大运河对于戏曲和文学又有着怎样的推动作用呢？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运河漂来的元明清文学艺术。

　　

　　元朝至元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292年8月，由元代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修建的京杭大运河大都城内河段工程开工。一年后，工程结束，与通州运河相连的积水潭，成为京杭大运河北端总码头。

　　沿京杭大运河的北上路线，满载着贡赋、稻米、瓷器、丝绸的货船开始源源不断进入都城中心积水潭。一夜之间，积水潭成为全国最繁忙的码头，粮船如织、舳舻蔽水，一派盛世繁华。

　　工程完工时，恰逢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回大都，眼见江南粮船在积水潭码头爆满，忽必烈大喜过望，亲自命名从万宁桥到通州的河道为“通惠河”，取畅通天下，惠泽大都之意。数不尽的物资、商人聚集于积水潭，可谓是“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树，选九州之秾芬”。

积水潭沿岸，酒楼林立，燕舞之声不绝于耳。每天，大量宫廷、民间演出活动在这里轮番上演。大都，在大运河的开凿下，竟也热闹起来，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元杂剧在这里繁荣生长，并借由大运河宽广的河道，融入远方。

　　来到大都，人们必会去两个地方观看元杂剧：一个是大都西城砖塔胡同，一个是积水潭大码头的斜街。那时的积水潭，又名“海子”，它不仅囊括如今的前海、后海、西海三个湖泊，还比这三个湖泊的总面积大。“海子”四周，钟楼鼓楼一带，各种商业店铺前人声鼎沸，车如流水马如龙。官人、商贩络绎往来，觥筹交错间，艺人献唱助兴必不可少。

　　据《青楼集》记载，元时戏曲艺人有116位，“名重京师”的就有张怡云、曹娥秀、南春宴、周人爱、玉莲儿、王巧儿等人，其中最为杰出的当属珠帘秀。她“姿容姝丽”，独步一时，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杂剧，全都信手拈来。

　　珠帘秀与当时许多著名文人都有很深的交情，她最著名的绯闻男友，当属响当当的杂剧大家关汉卿。《南吕•一枝花》“赠珠帘秀”套曲中“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便是关汉卿与珠帘秀在扬州交往的最好见证。

关汉卿喜好旅游，“一心待向烟花路上走”，元灭宋后不久，他就由大都出发南游，沿途经过扬州、杭州等运河城市。与他一起同行的，还有好友兼杂剧作家——杨显之与费君祥。

　　当时的杂剧，在北方已经很成熟，南方对它知之甚少，杭州并无杂剧的任何创作与演出。有人将关汉卿的南下视为开“北杂剧中心南移”的先河，实不夸张。明人徐渭就曾说过：“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靡然向风”。

　　元杂剧南下，有两个路线，一是随军南下，一是顺水陆航道逐渐进入江南，关汉卿和友人走的就是第二种路线。在杭州，关汉卿尽情游历山水，写下了著名的散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尽管他年事已高，却仍是兴致勃勃，在水秀山奇之景面前，关汉卿愣是“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

　　目前所见的《元刊杂剧三十种》收入关剧四种，其中《单刀会》称“古杭新刊”，可见关剧在杭州的流行。另一杭州曲家沈和甫，还被尊为“蛮子关汉卿”，关汉卿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会通河、通惠河开通后，北方大批杂剧作家如过江之鲫，纷纷南下。马致远、尚忠贤、戴善夫等人曾驻足江南地区，出任江浙行省官员，他们的很多作品都是在南方撰写并流传的。郑光祖、乔吉、秦简夫等更是定居江浙。

　　与作家一起南下的，往往还有北方著名的女艺人。经由运河，作家、艺人一路向南，南北戏曲、艺术得以融合。到元代末叶时，中国戏曲中心已经南移，流向杭州的北方杂剧家“入乡随俗”，写作南戏剧本。南方戏曲作家也跃跃欲试，着手将杂剧改为南戏。

　　到了明清两代，杂剧已不再流行，随着京杭运河的直线贯通，中国运河在南北漕运和交通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伴随着运河沿线城市的发展，一种新的文体——明清通俗小说应运河而生。

　

据统计，明清两代，有80%左右的小说出自运河流域作家之手，其中就包括众所周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

这些小说的作者很多生长在运河城市，如《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三言》的编著者冯梦龙是江苏苏州人，《二拍》的编著者凌濛初是浙江吴兴人、而《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则出生于山东淄博。

冯梦龙雕像

　　还有一些作者有过在运河城市生活的经历，如《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均是在杭州生活期间完成了小说的创作；《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少年时代就先后在南京、扬州和苏州等地生活过；安徽全椒人吴敬梓在移家南京后，于穷困潦倒中完成了《儒林外史》。他们深受运河文化的熏陶，眼见着运河城市兴盛、经济发展、工商繁荣、市民兴起。

　　很显然，以往针对官僚、文人或富商的传统诗文已无法满足下层市民的需要。为了使贩夫走卒们参与到阅读讨论的行列中，文人们开辟了新的文体——通俗小说，并将运河交通、运河城市经济与运河市民商业生活都容纳进作品中，让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中，都有与运河相关的内容，运河对于作者的影响可见一斑。

　　《三国演义》，虽重在描写魏蜀吴三国崛起和灭亡的过程，但它对隋唐以前的运河有所涉及。在那个年代，军事胜负往往取决于人力物力的强弱及交通地理的优势，许多战事，通常沿着运河行进。而《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运河边也生活了多年。

元代中期，由于灭宋战争的创伤逐渐平息，社会的经济、文化重心也开始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南宋的故都杭州不仅成为人口云集、商业发达的繁华城市，也成为戏剧演出和“说话”艺术发展的重要中心。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识分子、“书会材人”，如关汉卿、郑光祖等人，都先后搬迁到了杭州一带。身为小说兼杂剧作家的罗贯中，也必然受到这一社会潮流的影响，成为这类南迁作家中的一个。

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时期。7岁开始，他在私塾学四书五经。14岁时母亲病故，于是辍学随父亲去苏州、杭州一带做生意。但是罗贯中对商业不感兴趣，在父亲的同意下，他到慈溪随当时的著名学者赵宝丰学习。罗贯中号“湖海散人”，这个称号就寄寓着漫游江湖、浪迹天涯的意味。大约在公元1345～1355年间，他来到了杭州。许多说话艺人在这里说书，一些杂剧作家，也在这里活动。罗贯中与志同道合者为友。加上他对民间文学又极其喜爱，到了这里，自然不愿离开远去。正是在大运河边这段时期的生活，他创作出了《三国演义》。

《西游记》里，唐僧的父亲陈光蕊携妻子赴江州上任前回故乡省亲时，走的就是隋唐运河的路线：乘船从渭水下黄河，由黄河入通济渠至淮泗转旱路至海州。

从康熙二年至雍正五年，曹雪芹曾祖、祖父、父亲、叔父先后在“江宁织造”任职达六七十年之久，江南运河流域的生活，使得曹雪芹对运河城市苏州、扬州尤为熟悉。《红楼梦》中，林黛玉坐船从扬州到京都的贾府，走的就是由淮扬运河向北而行的线路。

　　《水浒传》表面上写北宋运河，但其地理形势却是按照明代地理的实际面貌去描述的。有学者考证，《水浒传》的成书年代当在明永乐九年，也就是公元1411年会通河疏浚后。《水浒传》曾多次描写宋江攻打梁山泊附近的村镇、县城、州、府，如三打祝家庄，打高唐州，打青州、华州等，但这些战事都未出动水军动用船只，唯独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时，安排了水军头领“领水军驾船接应”；特别是打东昌府，更是调动了山寨全部水军。书中写到：战事进行中，张清听探子回报：“河内又有粮草船，大小约有五百余只。”张清转到南门又“望见河港内粮船不计其数”。

　　事实上，北宋末年，从梁山泊到东平、东昌府并无河道。黄河的不断改口、决道，促使了梁山泊的形成。宋熙宁十年到金大定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077年到公元1180年，黄河连续决口，梁山泊水势达到极盛时期，有方圆八百里之说。

　　历史上黄河泛滥时，会严重影响大运河水道，大水落后泥沙又会淤积河道。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南粮北运，开通了东平至临清的一条长达250里的会通河，梁山泊成为会通河重要水源地。由此，京杭运河南北贯通。

　　如此一来，经由河道，从梁山泊至东平、东昌府才有可能。由此推断，明代疏浚会通河后，《水浒传》里宋江才能安排车仗船只，水陆并进，攻打东平和东昌府。

　　要说明清小说中，描写运河流域人事中商贾文化最多的，非“三言二拍”莫属。明中后期，随着商品运销量的不断增大和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运河沿岸城市商品集散地和商人辐辏地的地位日益突出。

冯梦龙的故乡长洲，紧靠京杭大运河，与苏州市相邻，是一个工商业极为发达的地方。科举上的屡屡失利，使得冯梦龙长期流连在市民生活中，对当地的商人生活十分熟知。《三言》虽是冯梦龙从大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中精选出来的，但它已非简单改编，而是融合了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价值取向。

在《醒世恒言》中，冯梦龙描写了一北一南两个运河城镇的繁华。北边的河西务镇距离北京有二百里，为各省出入京都的要道，舟船在这里聚泊，如蚂蚁一般，车音马迹，日夜络绎不绝。南边苏州府的盛泽乡，民风淳朴，以蚕桑为业，市集上，绸丝牙行千百余家，四方商人来此购买，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连个空隙的地方都没有。

　　与冯梦龙善写运河城市一样，来自浙江湖州的凌濛初也喜欢把故事发生地首选在南运河沿岸的城市。在《二拍》的80个故事中，一半以上的故事发生在南运河沿岸城市，主要是杭州、苏州、常州、镇江，以及南京、松江府等地，它们都属于运河流域苏杭经济圈范围之内。

　　凌濛初本人长期生活在苏州与南京，从其父亲起，他家就开始经营出版业。在他的作品中，关于商人的篇幅很重，他将商贾视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第二，把商人的地位又提高了一个档次。

　　明代前期，通俗小说的刊刻中心在福建建阳，明中期后，刊刻中心逐渐转移到了杭州、苏州和南京等运河城市。便利的交通运输，繁荣的商品经济，壮大的市民阶级，为书坊业提供了庞大的消费市场。由于运河交通便利，各地的刻书人才，也开始集中到江南运河城市来，一时间，南运河岸边的城市书坊林立，刻书业朝气蓬勃，南京成为大量刊行小说、戏曲和彩色套印的中心。

　　发达的运河书坊业，不断推动着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当时的书商坊主已具有浓厚的商业意识，他们能较好地分析和把握住市民文化消费和通俗小说的流行趋势，将预见可谋利的书尽快推入市场。

　　一旦推出新的通俗小说，书商们会利用各种方式加快它的传播速度，拓展传播范围，延续传播时间。冯梦龙的《三言》刚一出版，苏州、南京两地的书商就竞相传刻，广泛印行。短短几年内，《三言》重印了好几次，导致其版本呈现多样化的特征。

　　当书商们觉得某类作品可能比较畅销或者已经开始畅销时，他们会主动邀请文人创作同类题材。所以，凌濛初能够在冯梦龙的《三言》刚刚推出时，就迅速做出反应，推出《初刻拍案惊奇》。据他自己透露，这是当时书商见“《喻世》诸言”在社会上很流行，便主动向他约稿的结果。

　　有人说，运河流过之处，就是泥巴也会变成金子。在不停滋生与繁养出新文体的同时，运河以其兼容并蓄的特性，把那些如金子般闪耀的文学，留在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那些美妙的音符、传奇的故事值得我们一遍遍地细细咀嚼。（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