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收废品的大部分是河南人，光景好的时候一年十几万不成问题

鸟巢向北、立水桥向西，就可以找到东小口村。这里遍布私人经营、作坊式的废品回收点，最多时曾盘踞了900多个废品回收站，有超过3万人曾在东小口谋生，由于其中大部分来自河南信阳的光山县和固始县，故又被称为“河南村”。

老汪是河南信阳光山县人，2002年，两口子来北京打工，帮人装货、卸货、分拣废品，一天能赚40到100元不等，一家四口住在不到15平米的棚户里。由于收入太低，老汪买了辆组装摩的整日提心吊胆地拉黑活，他知道，一旦被执法人员抓到，不但几千块买的车被没收，还要面临巨额罚款。

老汪的大女儿小琴12岁，小女儿小云10岁，姐妹俩目前在打工子弟小学念书。河南村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她们从不知道。两人只在天安门照过一张相，最远只去过车程5分钟之外的家乐福超市，年纪尚小就接触到了手机和电脑。问她们北京什么样，她们会指着垃圾村回答你“就这样啊”。

小燕子家住在村子里最偏僻、条件最差的角落，这里租金最便宜，通常住的都是村里最底层的人，但她从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河南村在北京依旧保留着中国乡土传统宗法的小社会，也有阶级之分，在这里有贫穷的底层人，也有有钱的老板。没有家底也没有生意的村民，只能给老板们出苦力。

因为河南老家人多地少，迫于生计，这些村民才来到城市打工讨生活。跟最底层的捡破烂的拾荒者不同，他们完收集废品之后会分类加工，然后运往唐山、保定、邯郸、杭州等地。从市民手中几分钱一个收来的饮料瓶，在这里可以翻上2到3倍的差价。

小京是小燕子家的邻居，村子的孩子一般戏称她为“大嘴妹”。小京一家来自河南新县，在河南村里做着最琐碎的劳动。因为贫困，小京的玩具很多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家里一个月房租只有200块，但不幸的是这里即将被拆迁，如今那么便宜的住处已经难觅。

由于家里穷，小京特别懂事。她偷偷说：“邻居小燕子的妈妈给她买了件40块钱的新裙子，好漂亮，我特羡慕，可我知道家里买不起。”暑假里的一天，母亲买了一件新衣服奖励她期末考试的进步，刚穿上新衣，小京就急匆匆跑出来跟小伙伴们分享，她感动地说：“我要天天帮妈妈洗衣服、做家务报答她。”

村里的废品是这里孩子们童年的玩具。由二手物品构成的生活，构造了孩子们对北京最原始的记忆。9岁的小丁香一本正经地告诉刚从河南来到北京的小伙伴：“东小口虽然全是垃圾和大便，但你玩一天就会爱上这里。”

很多人在这个“垃圾村”里圆着发财致富的“中国梦”，奥迪、大众轿车已经成了村里富裕的象征，有不少人靠着垃圾回收生意已经在北京买车、在家乡买房。村里的孩子们也借光玩上了“豪车”。

2011年东小口贴出拆迁告示，一场耗时三年的拆迁拉锯战开始。长期的停水停电并未能迫使数万村民主动搬走，直到今年6月，村东头的一大片棚户被大批工程车辆夷为平地，预示着拆迁工作动了真格。此后垃圾村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陆续搬走的村民也越来越多。

由于拆迁，周边的经纬、明欣、振华等打工子弟学校里数千名学生无辜受难，家里停电学校停供暖，寒冷的冬天里，孩子们只能冒着严寒到操场上借夕阳之光写作业。

固始的老汤一家在货场做木材回收很多年了，听说这里将被拆迁，她并未像其他人那么惴惴不安。老汤打算如果不收破烂了，就去开个小饭店。还说“我几个孩子都是女娃，学习好、又懂事，以后在城里不愁嫁。”

老汤一家信佛，看到街边小贩在卖鳖，她毅然决然买回来放生。今年，全家人用收废品攒下的钱，在燕郊买了套大房子，她说，“一家人终于可以过上城里人的日子了。”

淘气的小豪外号叫“孙悟空”，平时在家总跟两个姐姐抢手机玩。小豪一家是这边为数不多的山东人，他叔叔也经常来村里串门。他的父亲开修车摊，母亲在福利院做护工，两个姐姐一个刚嫁人、一个还在上学。可是由于拆迁，父亲修车的生意不好做了，现在小豪的姐夫和父亲经常去地铁站做苦力。

来自河北沧州的李大爷今年66岁，改革开放初刚来北京的时候，他靠卖水果，每天能住8毛钱一晚的洗浴中心。但后来物价飞涨，卖水果却赚不了钱了。新街口、西客站、唐家岭、清河……这些北京知名的城中村他都住过，结局都和现在东小口一样，拆旧建新，社会底层的外来人员几乎从没有能力解决安居问题。

最近面临拆迁，东小口的废品生意更加艰难，即使是有钱人，日子也不好过。老刘今年47岁，35岁那年，怀揣3000元，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做废品生意，好的年景一年能挣十几万。如今没有活干，老刘雇的几个手下只能终日打牌度日。

2014年7月，东小口已完成拆迁的空地上，数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而村里的孩子们仍在废土堆上玩游戏。由于学校也面临拆迁，这个暑假显得格外漫长。被勒令搬迁的“垃圾村”村民们，即将失去他们的工作和在北京的立足之地，这个河南村上的“北京梦”，就要醒了。

夸张了；
即便年年光景好，年年十来万，刨了一家生活费，买房也没戏，现在

北京现在有很多城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