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劫难———缅怀六十年前失去的亲人

我出生在吉林省德惠县（今德惠市）一个大户农家。我家在德惠县城东十二华里，一个叫双榆树的地方。实际我家与双榆树屯隔水相望，有一华里的距离。人称仲家大院。清朝嘉庆年间，我的祖先从山东逃荒来到这里。开荒占草，繁衍生息，世代劳动在这块黑土地上。
    伪满洲国康德七年（40年），十哥聚亲，乡亲们赠送我家一块“七世同居”的牌匾。全家人在牌匾下合影留念。那时我家是84口人。有房三十五间，土地连片，骡马成群，人丁兴旺。我们叔伯兄弟共十八人。大哥当家，家中大事，一人独裁，是典型的封建家长。我家并不富有，但人多势众,在县城东小有名气。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东三省，成立伪满洲国，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挑国兵，要奉土，抓老工，没完没了的出荷粮，逼得人们走投无路。伪满洲国后期，老百姓吃粳米、白面是经济犯。穿更生布，童谣说：“更生布！更生布！三天不到露屁股”，人民衣不敝体，食不裹腹，怨声载道，反满抗日的怒火此伏彼起。
　　伪康德十二年（45年）农历七月初八早晨，西屯财主史万才来我家悄悄对大哥说：“昨天半夜，无线电放送，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立即骑马到德惠街去探听虚实。
    世道变了，往日门庭若市的县公署大楼，人去楼空，一片狼籍。象征日、满两国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满国旗，落在地上，行人践踏。昔日的奴役者，一夜间变为难民。他们蜂涌地挤上火车，甚之车箱盖上，火车头上都挤满了人，向新京（长春）方向出逃，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远离县城的开拓团，就更惨了。这些日本平民应天皇之召，来东三省淘金，他们没有淘着金，一贫如洗。没有交通工具，扶老携幼，排着长长的队伍，艰难地蛇行在黄尘扑面的大道上，缓缓地向西南方向撤离，目标可能是大连。
    东北光复了，人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甚之，乐极生悲，哭诉十四年的苦海生涯。如今拨开乌云见晴天，亡国奴的日子终于熬到头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并没有到此终止。
    1946年，国民党不宣而战，是年四月国民党新一军一师，进驻德惠街。大哥梦想回到“九一八”前的时代。因此非常关心时局的变化，经常去德惠街了解战争的格局。六月间传言瘟神下界，德惠街流行瘟疫。大哥不一为然。
    农历七月初一，大哥从德惠街回来，一病不起，上吐下泻，人事不省，中医诊断：中暑。用藿香正气丸，十滴水，无效。初二深夜大哥撒手人寰。与此同时三嫂突然病倒，症状与大哥一样。来给大哥办丧事的阴阳先生说，三嫂被“殃”打了，必死无疑。果然天亮前三嫂步大哥后尘而去。阴阳先生的话得到验证。人们把大哥、三嫂送到坟地。八嫂已经不省人事，上吐下泻，严重脱水。眼球深陷，人已经脱相。阴阳先生说，八嫂早已真魂出窍，魔鬼伏身，已现鬼相。如不即早下手，借尸还魂，必酿大祸。人们看到八嫂变形的脸，实在可怕，请阴阳先生整治。阴阳先生用毛笔蘸朱砂，在草纸上划不规则曲线，叫做“符”。把符贴在八嫂的上额，用二十多斤的铁铧压在八嫂前胸上，八嫂呼吸困难，气绝身亡。阴阳先生用拇指点击其他四指关节，一掐算。
大事不好！他惶恐地说：“当家的死的时辰不好，犯乎？里乎七、外乎八？”这就是说至少还得死七口人。像颗重磅炸弹，冲击每个人脆弱的神经。人们哭天嚎地，求神拜佛，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有人哀求阴阳先生想办法，阴阳先生并不推辞。他写了很多符，然后烧成灰，把纸灰分给每个人，用凉水冲服。又找来红布，裁成一寸正方形，对角线折叠成三角形，把符折叠后放到三角形里，用红线缝好，三角形直角点系一红头绳，套在脖子上。这是护身符，防鬼避邪。阴阳先生把符贴在屋门上以防魔鬼进入。他右执一黑驴蹄子，空中挥舞，做打鬼状；左手拿五谷杂粮，乱扬乱打。
他进进出出，口中念念有词。这样从天黑折腾到鸡叫。魔鬼没有被赶走，瘟神仍然在这个农家大院内发威。
    母亲是吃斋信佛的人。平日烧香拜佛是她的必修课。佛门弟子突然增多了。嫂子们平时不烧香，事急捧佛脚。她们统统跪在佛龛前，虔诚祷告、苦苦哀求，求老佛爷保佑全家平安。说得口干舌燥，头嗑破了，膝盖跪肿了。莲花宝座上的老佛爷，置若罔闻。双手合十，闭目养神，佛口难开，不问红尘。
    求神不应，驱鬼不散。五娘、十哥、十五哥相继离去。人们绝望了，感到末日来临。死神就在身旁，转眼间就有被带到阴曹地府的可能。人们精神呆滞，表情木讷。老人拿出首饰细软交给晚辈；年轻妈妈把刚懂事的孩子抱在怀里，嘱咐如何学会生活自理。但阳世之间无老少，谁先走谁后走那可说不定。有没有幸存者，谁是幸存者，茫然不知。此时，此景，使人撕肝裂肺。痛苦地等待死刑的判决。
    农历七月初五，三哥内弟，在县城里当股长的牟维新，捎来一个纸条：“不是瘟神下界，是传染病，由细菌传染，病源来自关东军731部队的细菌工厂。不要在一起居住吃大锅饭。暂时搬到野外，分散居住。不吃凉饭，不喝凉水，防止病从口入。”牟维新和大哥过从甚密，家族直系亲属中名望最高。“细菌”是何物，没人知道。但智多见广的牟股长的话，不容质疑。既然觉得大院有鬼，就应该马上走人！
    初五下午，人们陆续走出。男人背着铺盖、炊具，女人领着大的，背着小的，抱着吃奶的，拖拖落落地离开大院。痛心疾首地各奔东西。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只剩大伯一个人没走。他一生经历两次全家大逃亡。光绪年间“跑毛子”，全家人都逃命，只有他的大伯宁死不出家门。今天这个家理所当然的由他来看守。他不走了。作为百口之家的长者。他要固守城池。他不能贪生怕死。他该死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他八十岁了，顶多再有四年就该自己去了。提前几年也无妨。整个下午大伯站在大门旁，双腿叉开，平时拄的大铁棍子立在胸前，双手放到铁棍子上，目送每个家人，一直望断他们的背影。人走了，院子里空空荡荡地。他仍然站在门旁不动，老泪纵横。完了！一切都完了！燕窝落地——倾家败散。
    对面路边，井旁的老榆树上，麻雀正在开音乐晚会，嘁嘁喳喳叫个不停。他一阵烦躁，走过去敲打老榆树，麻雀飞了，音乐会散了。他凝视老榆树下的纸灰，香烛，思绪万千。这棵百年古树，是这个家庭兴衰的见证。她历尽苍桑，经过多少严寒酷暑，风风雨雨。每当夏季农闲的时候，父子爷们常在这棵大树下纳凉，谈长论短，喝一口井水，顿觉清爽凉快。长此以往，人们对大树有了感情，称为神树。有点小病小灾，求神树保佑，有求必应。如今怎么就不灵验了呢？井里的凉水也不能喝了。有毒！谁投的呢？传说五月初五药王爷撒药。家家挂葫芦，药王爷把药投放到葫芦里。今年五月节好象井旁就没挂葫芦，准是药王爷把药撒到井里去了。这样的大事怎么能忽视了呢？
    记得他八岁那年得了一场病。巫医说：“这孩子命硬，母子相克，若不改口，母子不能两全。”于是他叫母亲三娘。三娘领着他给大树披上红布，烧香磕头，拜大树为干妈。求大树保佑，长命百岁。他活到八十岁了，大树没被克死，根深叶茂，越长越粗。以后他儿子来拜大树为干妈，他孙子来拜大树为干妈。他忽然有所“悟”，怎么祖孙三代一个妈？他妈的！乱伦！他愤愤不平。其实他的不平由来已久。日本人来了，日本货也来了。洋烟、洋糖、洋服......城里人越来越洋气了。男人剪掉辫子留分发，女人剪短发，男不男，女不女的，伤风败俗的假洋鬼子，惹怒上苍。遭报应，活该。
    残阳如血，晚霞染红了半边天，折射的余辉照在高悬在门楼上的牌匾上，“七世同居”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格外显眼。他没读过书，只认识这四个字。两边对联的字就不认识了。不过他能背得出：“父子同心山成王，兄弟协力土变金。”兄弟父子还能相见吗？又触动了他的神经禁区，陷入沉思中......
    天黑了，他走进大门。高高的土墙围成的大院，黑洞洞地。他突然发现两边的门神有立体感，进而又感到门神就站立两旁，手持大刀阔斧，人模鬼样。一股无名大火上冲，他认为门神没有忠于职守，把魔鬼放进来。不，家神引来外鬼，串通一气，门神就是鬼。他举起铁棍狠狠就是一下，当啷！打到大门上，震得手心发麻，门神立即归位。他胜利了，他要乘胜追击，找到瘟神魔鬼，砸它个脑浆崩裂，为兄弟子侄报仇。他东院找到西院，前院找到后院，旮旯胡同全找遍了，不见瘟神魔鬼的踪形。他有些得意，神鬼怕恶人。瘟神魔鬼躲起来了。小子们就不该走。父子同心，兄弟协力，平地挖三尺也要把这些恶魔找到。把这些凶神恶煞扔到火堆里，炼它七七四十九天，问他还敢害人不。
    他走进西上屋的东腰间，这是他大儿子的住处，他有很长时间没来这里。二十年前，他和大儿子发生一次权力斗争。儿子是少壮派，念过私塾，识文断字，又有当地富豪撑腰。儿子夺权胜利了。他靠边站了。从此他对儿子耿耿于怀。今天他施行一点小小的报复。他用铁棍撬开大柜，拿出一个小木匣，是红木做的，这是祖传装钱的匣子。他从父亲手里接过来，又被儿子夺去。今天完壁归赵了。能不能得而复失？不好说。我不得，谁他妈也别得。举起铁棍把匣子砸开。点灯看看，祖传压匣的铜钱还在。有几张钞票，有红的也有白的。红的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钱；白的是国民党东北九省流通券。全是小钞，顶个屁用。还有两块银元，仔细看是袁大头。他顺手抓起来，抛在地上。他不要钱。他要的是“权”。这个红木小匣是权力象征，像万岁爷玉玺，谁得到它谁就掌权。他有权了。他复辟了。他当家了。可是他马上意识到他这个“权”是空的，过期的，作废的。人走室空，他给谁去当家？可他并不失望，毕竟占有江山一隅。他是这个大院的唯一主人。他说了算，支配大院里的一切。他喊杀猪，没有呼应。他去杀鸡，手无缚鸡之力。他累了。他走不动了。他站不起来了。他躺在炕上。马栅里传来更倌喂马的吆喝声。他才发觉在他的麾下尚存一卒。无数只蟋蟀起劲地喊叫，好像在嘲弄他这个只有一个臣民的王国。他拿这些一蹦八个高的小东西没有办法。他已经没有力气和任何事物抗争了。他睡了。
    离散的人们没有远走，分散在附近的青纱帐里。以夫妻为单位，搭起草棚，进行野炊。脱离大家庭的羁缚，倒有点另立门户的新鲜感。然而，死神不辱使命，跟踪追击，像影子一样跟到青纱帐里，似乎不赶尽杀绝，决不罢休。从青纱帐里传出的哭喊声，知道还在死人。但没有人去看一眼死者是谁。人之老死不相往来。已经是路断人稀了。偶尔，有个过路人嗅到高粱地里的腐尸味，捂着鼻子就跑，传染病着人。
    白天呆在青纱帐里，不敢越雷池一步。夫妻厮守，生怕一方突然离去，最可怕的是深夜，哭声喊声不绝于耳。有男人大喊大叫，女人嚎啕大哭，失去双亲的孤儿哭爹喊娘，年轻寡妇嘤嘤而泣；从遥远天边传来的微弱声音，分不清是哭是笑，还是野兽咆哮，加之不知疲倦地昆虫鸣叫声—各种声音混淆在一起，构成一个魔鬼的世界。人们听到毛骨悚然。妇女儿童蜷缩着身子，一动也不敢动，生怕被魔鬼发现带走。漆黑的高粱地里，看什么都象魔鬼，越看越像。他们不敢睁眼，闭着眼睛盼望天亮。
    农历初七，县里来两个穿白大褂带大口罩的医生。他们把玻璃管接上空心针头，叫注射器。用注射器扎在病人的胳膊上，注射一种和凉水一样的药水，据说叫盘尼西林，是外国造的。盘尼西林很管用，注射后病情逐渐缓解。但到了晚间病情复发，还是束手无策。农村没有注射器，更没有盘尼西林。那时盘尼西林由驻军控制，老百姓买不到，也没有钱买。杯水车薪，不解燃眉之急。外国药救不了中国老百姓的命。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农历初十，县里来一帮穿白大褂带口罩的医生。给每个人打预防针。立秋以后夜间逐渐凉爽。瘟神似乎放慢了脚步。也许对佛门弟子网开一面，母亲是最后一个乘鹤西去的。那是农历七月十七日。
    白露前后，天降甘露于斯人，接连下了两场雨，气温骤然下降，晚间在外面要穿棉衣。不利于细菌繁殖、昆虫活动。惨痛的教训，教育了人们破除迷信，相信科学，人们的防范意识加强了。瘟神无以施虐，悄悄溜走了。
     中秋节前人们陆续搬回家。泪眼相见，无语呜噎。清点人数，幸存者67人。短短的半月时间夺走了32人的生命。是年六月，我家已达99口人。现在又回到“九、一八”前的人口数。
    大家推选七叔当家。七叔组成“看守内阁”，处理善后事宜。七叔和父亲领人掩埋高粱地里的尸体，组织秋收。打完场后也就散伙了。
    延续一百五十年，七代同居的百口之家，被关东军731部队害得家破人亡。
    事后得知这种病叫霍乱，由细菌传染，传染媒体是苍蝇。关东军细菌战的杀人武器。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731部队自知罪孽深重，仓皇逃窜。遗弃的试验设施无人管理。接收当局（苏联红军）不知731部队真实内容，没有及时销毁细菌工厂设施。谪居冬眠的带菌昆虫第二年扩散场外，酿成大祸。这次霍乱流行区域有多大，死了多少人？当局忙于内战，无暇统计。大概不会少于南京大屠杀吧？
     六十年过去了。中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值此丙戌年清明节之际，告慰上世纪丙戌年被霍乱夺去生命的亡灵在地下安息吧！历史的悲剧决不会重演。中国已不是六十年前的中国了。

                      丙戌年霍乱幸存者——仲延阁
                          2006年清明节前夜。

前世之事，后世之师！与您同缅！

写得真好

清明了，再缅怀一下。

惨!!!

同缅

真好，同情

写得非常感人！

读物思亲。我的祖父，也是在日寇铁蹄下患霍乱，人还活着就被拉出去埋葬。看此篇想起幼年时疼爱我的爷爷，不由得潸然泪下……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当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哇！

路过！

吉林省 德惠大霍乱 谁是元凶？


王锦思


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员、多家报刊特约撰稿人，同时从事环保等公益事业！ 从1998年起，呼吁国家级纪念抗日战争，国家领导人出席，9月18日全国鸣响警报，下半旗，全体国民默哀. wjinsi@sohu.com



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２日，国民党统治下的我的家乡??吉林省德惠县突然遭受一场空前的霍乱浩劫，短短两个多月内，死亡２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１／１０，为同期全国各地流行病死亡人数之最。


我始终坚信，对历史苦难的追忆和铭刻，会让我们成熟和警醒；是对身后脚印是浅是深，是弯是直的镜鉴，以便走好下一段路程。否则苦难就是双重的。之于此，在我与起因不明的德惠大霍乱的历史记载遭遇后，我就开始了艰辛的调查倡议活动。也出于对家乡的责任和感情，把对日本的理论研究同实践相结合，进而试探一下说日本人已忘记侵华历史的中国人又是怎样的一种历史观。


最初在少年时代，从父母的支言片语里，后又从有关资料及人们的讲述，以为这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心想，如真是这样，就应向日本索赔，讨还血债，索赔数额不能低于犹太人向德国、韩国人向日本的索赔数额。即使达不到目的，也可教育国人。


１９９８年，再仔细打量这段历史，不免怅然。《德惠文史资料》称“据传源于长春。”《德惠县卫生志》记载：“国民党新一军１９４６年５月从上海带来病源。” 是天灾，还是人祸？难道起因就这样轻易，或?为千古之谜？我付出了巨大精力、财力进行调查，逐渐深入之际，才发现我也是受害者遗属。我外婆的父亲和另外三个亲人也因此丧生。外婆父亲７０多岁，染病死亡。外婆又怕又悲，以泪洗面，不敢去祭奠。


新一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号称“天下第－军”。抗战时期曾远征东南亚，在曼德勒会战。孙立人以不满1千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日军，解除了7千英军之围，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百余人。国际舆论界赞誉孙立人为“东方的隆美尔”。战后，美国请孙立人的新1军代表中国 占领日本。然而国共内战期间，新一军只好冲锋陷阵，来到东北。当时有 “铁打的的德惠，纸糊的长春”的说法。是因为长春国民党部队不堪一击，围困长春导致１０万平民饿死,而新一军５０师据守的德惠则让解放军大吃苦头。 1947年2月23日，东北我军第6纵队围攻德惠，第1、第2纵队于布海以南中长山路两侧打援。 参加围攻德惠的炮兵有总部的炮1团、炮2团和2纵炮兵团四个连，加上第5师山炮营和佳木斯炮兵团两个连， 总计火炮80门。对这次作战，国共都非常重视，司令员林彪和刘亚楼朱瑞决定亲临观战。蒋介石手谕：“德惠一战，事关国际信誉和党国命运，只许胜利不许失败。


新一军５０师师长潘裕昆老谋深算，率军顽抗。由于我军不会步炮协同，四面平分兵力，连城上一处口子也没有轰开，步兵四下受阻，损失数千人。 “回去了！” 林彪气呼呼地把望远镜丢到雪地上。 “红军过大渡河的时候，就一门炮三发炮弹，就打了胜仗。这回倒好了，炮越多越不会打仗了！”。 “德惠大捷”令屡战屡败的蒋介石欣幸过望，命名５０师为“中正师”。

是新一军带来的霍乱吗？新1军随廖耀湘兵团在辽沈战役中被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歼灭。所剩无几，要想找到幸存者殊为不易。“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险些在德惠被击毙，后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孙立人后来任台湾“防卫司令、陆军总司令兼保安司令”。国民党当局后以孙立人预谋发动 兵变为由，对孙软禁，直至1988年3月恢复自由。1990孙立人病逝于 台中，终年90岁。 我走访一个我应该叫舅的亲属，他当年曾参加新一军时，正赶上霍乱爆发，当时部队打预防针，怕患上霍乱。但是他也不知道是否原先新一军带来霍乱病菌。后来我在反映抗日远征军的纪实小说《大国之魂》中发现了新一军的身影，心想作者邓贤肯定与他们有联系，经过反复周折，现居成都的邓贤给我提供了台湾、成都等地新一军老兵的电话。 据３０师士兵黄多能、５０师士兵王云清回忆，新一军到达德惠前并没有染上过霍乱。况且１９４６年１月已抵达东北，途中并没有在上海停泊，无从在１９４６年５月的上海染上霍乱。可见有关记载严重失实。当然国民党作为当时德惠的统治者，对霍乱的蔓延、扩大，均未采取有效措施，负有重大责任。 这样，日本军国主义就成为最大的嫌疑犯。日本占领东北后，就在哈尔滨和长春分别建立７３１部队和１００部队，研制鼠疫和霍乱等细菌武器，并将活人用于实验，在战场上多次使用，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伤害。当时日本殖民者在德惠等地大量收集老鼠和老鼠尾巴，这无疑是用于细菌实验的可疑罪证。１９４０年，７３１部队在吉林农安施放鼠疫菌实验，致死近５００人，并波及到德惠。日军投降时，炸毁细菌基地，把霍乱菌投入井中。据当地百姓回忆，日军撤退时，火车经过德惠，把沾菌饼干扔下火车。战后盟军司令部里揭发、控告日军细菌战的信堆积如山。日本国会议员也数次就细菌战问题向政府提出质疑。


1993年到1995年，日本市民团体在日本全国举办了“731”部队图片展，参展人23万以上。森村诚一的揭露“731”细菌战的小说《恶魔的饱食》在八十年代初期出版时，十分畅销，卖了几百万部。德惠大霍乱纵然没有查清是日本人的责任，我就打算向台湾索赔，当时国民党也有责任。有人说那是自己人，索赔不合适。我们只能针对外国人。


吉林省博物馆专家赵聆实等人经过调查，确认吉林的榆树、永吉两县霍乱均为原驻长春孟家屯日军第１００部队旧址传来，而德惠大霍乱发生的时间与两县基本一致，更何况德惠距长春距离比榆树、永吉两县更近。因此很难把德惠大霍乱的起因同日军完全抛开。否则，我为什么不怀疑意大利黑手党、德国盖世太保？但这一切均是推测，很难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如第一例病人、传播路线等。我同赵聆实谈及此事，他也感到震惊，因为他从没有听说过德惠大霍乱。


我取得一定进展，但仍没有突破。这时我想应该动员全社会力量重视参与这项工作，接受教育。于是我联系４０位德惠等地的同学、朋友、亲属等各界青年发出倡议。大家都抱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做了大量工作。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０日开始，我向有关政府领导、研究机构、新闻媒体及日本等国发出了倡议书６０余份。希望调查宣传德惠大霍乱，建立纪念碑等。并郑重表示我们倡议者愿意捐款。


没想到的是，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行为，日本侵略和现在都需要付出勇气。生旦净未丑、蛤蟆老鼠王八蛋就不断粉黑登场，把我们当成“怪物”、“妖精”、“霍乱菌携带者”和“有意传播霍乱者”。他们嘲笑、讥讽，不是正眼看我们，说我们-----“有精神病，看三国掉眼泪，为古人担忧，现在中日关系好都好不过来呢，现在人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正经事都干不过来，谁还管你那**事。就是都干不正经事，就更不会管你那**事，日本人再打过来，你们都没有好下场。”有个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所谓专家轻蔑地讥讽：“你们搞不出什么名堂！”一卫生机构的泼妇态度极其恶劣，不给予一点配合。一政府官员听说我打电话给他，就说“你打错了”，态度十分生硬。一日本友人乐于协助调查，但随行的中国翻译却冷言冷语，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赵聆实向上级申请，准备成立调查机构，然而却不被批准。


６月２４日，发出倡议书后得到第一个反馈是一个倡议者从德惠打来电话。原来我给他单位领导也发去倡议书，领导一看他也参与此事，就十分恼怒，找他谈话，说太目无组织纪律、煽动闹事、谣言惑众、破坏安定团结大好政治局面，想不想要前途了。该倡议者急忙告诉我，以后别提他了。还有一个倡议者背后诋毁我，说我没告诉他就把他作为倡议者。这纯属胡说。建议书曾给他看过，希望提意见。当时他没说不同意。如果他说不行，我没必要非让他在里面坏事。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抗日战争时多少事都坏在汉奸手里，他们一再做出亲者仇者快的事来，没想到我也遭遇如此之人。不要以为我上纲上线。其实和平时期没有生命危险，都自相残杀，更何况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


我自已付出了５０００多元钱，还辞去工作，却得到这样的结果。我气愤，我失落，我终于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一笑置之。我倒觉得鲁迅笔下那些麻木愚昧的看客有几分可爱，毕竟他们仅仅是看，而没有那么多的其它。如果说鲁讯认为看客病死多少不必以为不幸，那么对我们有着丑陋言行的东西该如何诅咒呢？我们没有理由愧疚，我们堂堂正正，无怨无悔。应该被嘲笑、批判的决不应该是我们，真的，决不应该是我们。 任凭他们的话比屁还臭，脸比擦腚纸都脏，我们不予理会，依然坚持不懈，昂然前行。更何况还有许多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士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和鼓励。有一个叫唐东的人从日本发来电子邮件，表示愿意帮助。有下岗的倡议者表示借钱也要捐款。我的母校德惠杨树中学在周显木老师的号召下，学生在假期走访见证人。也有日本和美国的友人帮助调查。这都让我们十分感动，增加了力量。他们比那些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家伙强多了。 ７月７日，七七事变纪念日。我还在考虑此事时，在德惠民政局工作的倡议者冯久峰打来电话，说德惠市领导十分重视此事，刚才宣传部和卫生局来人询问情况，如是否兑现捐款等等。 ７月８日，德惠市卫生局杜同志打来电话，问我们调查多长时间、资金来源、目的，并说需要领导决定。 德惠市委书记钟振明也同德惠文史专家李忠逊交流探讨德惠大霍乱起因、调查可行性等问题。 由于迟迟没有德惠方面的答复，我就直接拜访。８月９日，我去德惠市委见到了市委副书记杨大明，他爽快温和，平易近人，说我们是热血青年，让我坐下喝水。他说德惠大霍乱过去时间太长了，确实不好调查，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也许到最后还查不清。无论如何，要请示上级，在党的领导下，符合党的方针、政策、路线…… 我还通过市长公开电话１２３４５给长春市市长李述打去电话，还发去电子邮件，并亲笔写信给他。李述市长十分关注，表示要研究此事。

与此同时，我同长春媒体也密切联系，有的同我谈过后不了了之，有的一口回绝，有的静观其变。《新文化报》副总编任白很有正义感，说这件事很有意义，并决定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开始报道。由于没有历史照片，《新文化报》就要登我的照片，我本不想抛头露面，但盛情难却，只好照了一张挡住半张脸的照片。


９月１８日《新文化报》头版和第五版刊发了记者朱方清采写的６０００多字的关于德惠大霍乱的文章，引起巨大反响。在德惠，《新文化报》销售一空，供不应求，几天后还有人来购买，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纷纷，关注着５３年前的一页惨痛历史将有何种下文。《新文化报》共发表十多篇有关文章。看到受难者的讲述，仿佛那场苦难就在面前上演，我不禁黯然泪下。我还收到受害者遗属、倡议者等社会各界捐款，最先捐款的是我的外甥李小龙，捐了10元，他当时是德惠市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后来我去北京呼吁全国纪念抗日战争，他还把自己100元压岁钱给我作为活动经费。记得当年我领他逛街，他围着小吃店铺的海鲜好奇地观看，而当时我兜里只有5元钱，不能给他买，我情不自禁泪下。 尽管捐款者中有的人不太情愿，对我的事情并不感兴趣，但是能够慷慨解囊，完全是出于我们的交情，他们不想拂逆我的热情。对此，我表示理解、谢意和敬意。这些各界捐款我准备交给有关方面作为调查、纪念费用。但直到3年后的2002年，仍没有机构表示愿意接受调查或纪念德惠大霍乱。无论如何，我对捐款者有个交代。如果最后仍无结果，我会如数奉还。在此把捐款者名单列出，以求公开化和透明度。


王武，我的校友，活动能力强，我们认识较早，交朋友较晚，但关系深厚，捐100元。 王运海，与我一起光屁股长大的伙伴，朴实，忠厚，解放军军官，捐200元。 葛伟勋，我的同学，困难的时候许诺捐200元，不会失信。 宗相辉，同学，在北京我的许多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忠厚老实，捐130元。 张风武，我在长春时经常见面的老同学，豪爽正直，多次帮我打字，功不可没，100元。 刘万超，我的表弟，正义感较强，对我支持甚多，200元。 刘德明，一度人生发展低落，后又崛起。德惠大霍乱最初的参加者，100元。 朱玉祥，吉林大学研究生，捐100元。 韩长富，青梅竹马的好朋友，捐100元。 王大庚，德惠大霍乱受害者亲属，捐100元。曾说，能挣到日本人的钱就行。但想起那么多的苦难，再有外敌入侵，他第一个上战场。 冯久峰，和我是同学加亲属的关系，为德惠大霍乱所作工作做了大量工作， 100元 张大辉，我的表哥，德惠大霍乱受害者亲属，50元。 徐亚安，稳重向上的好同学，捐50元。 徐采浩，好哥们，最困难的时候捐出30元。 另有我的姥姥、父母姐妹，外甥和外甥女，共200元。


由于阻力太大，我自己单枪匹马难以为继，缺乏持之以恒的决心，就激情让位于庸俗，热血屈从于势利,因此“德惠大霍乱”调查没有坚持到底。更何况人不能喝西北风活着，我还要生存，于是我就退却。而这种退却只是暂时的休整，我没有达不到目的就告饶的传统。

许多人认为，调查德惠大霍乱难度大，劳民伤财，不能促进经济建设，百害而无一利。其实，德惠大霍乱发生后的５３年里，我们一直置若罔闻，也没进行充分的调查，也没见到忙得不可开交，更没有在经济建设上超过日本，人均收入仅是日本的１／５０。还发生过上百辆车为横死的“黑白”两道头子送葬的浩大场面。


的确，我也很为德大肉鸡和一汽红旗自豪，但这种自豪仅仅是相对与其他省市的比较而来的，如果这种比较的参照系扩大到日本的话，我只能自卑，因为任何试图用这些成绩在日本经济奇迹面前装阔的举动，只能是班门弄斧。希望“学习德大精神，进行二次创业”的行动会使这一切有所改变。


文革时，三个日本人来到德惠火车站摆上供果，燃上香烛，并带走一捧土，这叫“取灵”，祭奠殖民时死在德惠的亲人。据说，当时现场戒严，观者如睹。德惠人不理解日本人的行为。我也无数次地听说日本人总是用这种方法凭吊死在中国的亲属或故人。


倡议初衷中仅有一个达到目的，就是见证一部分中国人的麻木和愚昧。这样的目的是我最不想见到的，却是证明得最充分的。这不仅是我们倡议者的悲哀，也是他们的悲哀，构成了中国的悲哀。


有时死一个人，我们会很痛苦很震惊；有时死二万人，却成为一个抽象的统计数字，个体死亡的悲惨命运被忽视，何况死亡的是半个世纪前一群最纯粹最纯朴的德惠农民。不管如何，德惠大霍乱和广岛原子弹轰炸一样，都是人类永远流泪的眼睛，永远不能愈合的伤口。


我们深知，德惠大霍乱的起因虽然未必能调查清楚，毕竟还有一线机会。一旦努力，我们将问心无愧，足可告慰二万多死难同胞。我们坚信，总有一天，德惠大霍乱遇难同胞纪念碑将在德惠大地上耸立，那是我们每一个德惠人、每一个中国人永远的心灵墓地！

这次不成功的呼吁，成为我日后推动全国纪念抗日战争的演习和训练，取得宝贵的经验。

[ 本帖最后由 王锦思 于 06-8-14 22: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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