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月２３日　　　晴

　　　现在，就是现在，我一点儿事情也没有，在屋里（别人的办公室）干坐着，给人看家。

　　　这屋里原来有四、五个人，有吹笛儿的有捏眼儿的，有忙道的有清闲的，热热闹闹过日子，可现在整个屋子的活儿全归一个人了，其他同志呢，退休的退休，转岗的转岗。

　　　硕果仅存的是一个小姑娘，二十多岁，干活麻利，要不然也不会只留下她，可她不傻，才不愿意这样呢，活儿多钱少不说，光一个人呆着多闷啊，她跟领导提加人，领导不应，最后，她拿出杀手锏：“这屋里掌管文印、机要一大堆，随时会有事儿，总公司找咱们也打这屋里电话，离不开人。我保不其有事儿出去了，这屋儿空了怎么办？”领导主意更高：“隔壁房间有三个人，你出去跟我请假，我派人来看家。”得，今天小孩儿开会去了，我就过来看一天家。

　　　本来，手里还有一堆活儿，既然是来看家，去他的吧，不干了，轻松下再说，反正还有明天，明天是周六，那更好，还有下周，下周完了还有下周。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看家无聊，突然想起小时候看家的事情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个冬天，我也就五六岁吧，还没上学，父母下地出工了，我独自一人看家，一会儿，隔壁的老疙瘩就来找我玩了，手里举着一根儿鸡毛对我说：“老十，你知道吗，烧鸡毛的味道可好闻了。”我说：“是吗？可没有火儿啊。”不定是哪个缺德鬼骗小孩儿，编个瞎话蒙了老疙瘩，也蒙了我。于是，我们就去偷火柴，那时候农村白天基本不闭户，我这看家的，根本就是摆设，来了朋友，就跟着玩儿去了。

　　　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们在三奶家偷到了火柴，他们家的灶台边儿掏了个眼儿，藏那儿了。有了火柴，我们就去找个背风的地方，找来找去，老疙瘩家的柴垛里最好了，全是干透了的棒子秸，叉着花码着。于是，我们就在那儿点着了鸡毛，还没闻到味儿火就起来了，我们赶紧跑了出来。

　　　村里的钟紧急敲响了，几乎所有的人都跑来救火，但在风干物燥的深冬季节，老疙瘩家的柴还是全烧了，所幸的是，没有连到房。火灭了，书记要求大家不要走，要查清是不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于是我们两个人被带到了公众面前，书记厉声问：“谁放的火！？”我们两个都傻在那儿了，到底谁划的火柴，现在真忘了，其实，这并不重要，一个人举着鸡毛，一个人划火，是谁在放火呢？

　　　书记见我们不答话，就翻我们的口袋，一翻，从我的口袋里翻出了火柴。我妈当时就吓傻了，我们家是地主，而老疙瘩家是贫农，地主家的狗崽子烧了贫农的柴火，是什么问题？在农村，放火一向被视为重大犯罪活动，八十年代初第一次严打，三里地以外一个村子，三个小青年为寻刺激，放了三把火，烧了三个柴垛，被称为纵火犯，判了死刑。

　　　书记要把我带回革委会继续审查，问一下是不是家大人主使的，民兵来拉我的时候，我连哭的反应都没有，这时候，老疙瘩的爸爸，我应该管他叫二爷，在人丛里站出来，走到书记跟前说：“算了吧，街里街坊住着的，谁还不知道谁的品性，就是孩子淘气，没有别的。再说，老疙瘩这家伙鬼精灵，肯定是他点的火，又扔回给老十了呢。”

　　　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后来，我爸给人家推了几车柴去，邻居们也是你一车我一车的，他们家也没有短了烧的，只是靠柴垛那堵墙黑着脸站了好多年。这二爷现在还硬实地活着，八十多岁了。

　　　这就是我有印象的第一次看家，家没看成，倒放了火，不过，当时没捱打，爸要打来着，妈拦着：“行了，你知足吧，也就点了柴火，要是点了自已家的房，你能怎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