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有病的GDP主义为何愈演愈烈

 

小李是农村出来的农民工二代，和他聊天的时候，他总是强调自己出力出汗但每每赚的钱还不够自己花的。的确，他的身份很尴尬，他向往城市生活，但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个繁华的大都市，但又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想想自己以后在老家盖房子和娶媳妇，他神经质的重复着那句话：是不是自己过得太奢侈了。

 

事实上，小李并非是一个奢侈的人，但他的收入并不高。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高层一再强调要切实让老百姓的口袋鼓起来。没有老百姓富裕的GDP增长是难以持续的，因为造出来的东西必然要消费，没有消费支撑的经济增长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在中国，GDP主义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反感，特别是在过剩经济时代下，大部分依靠投资和出口的“瘸腿”走路，更是备受质疑。在改革初期，由于实施了多年的“凭票供应”，需求缺口特别严重，只要生产出来的商品无不畅销，正像现在的房子，只要能开发出来，如果价格合适，就会供不应求。在那种情况下，建厂修路盖大楼，确实是很必要的，而且中国国有化的经济基础也能够调集优势资源迅速发展自己。

 

不过，随着过剩经济时代的到来，如果老百姓的收入增加的速度比较慢，那么，消费就受到了影响，无论任何商品，如果没有消费能力来消化，那么，这种单腿走路的方式势必走不长，这样的GDP不是我们所需的。

 

不过，很奇怪的是，既然从上到下都觉得GDP主义已经不行了，但改掉这种毛病似乎要比想象困难的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阻力在阻挡着GDP主义的改进。

 

第一，市场经济表面上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但由于时间比较短，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超越市场经济的因素在左右着经济。比如说，很多人期待政府能够管制这个价格，打击那个投机，人们盼望着国家能够对他们的区域优惠大开发从而实现经济的腾飞。权力与市场的边界往往是灰色的，而且重合的部分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政府热衷于干涉具体的经济行为，特别是个别官员以此来敛财。规范市场经济的行为和严格执法这些能够为市场创造良好条件本是政府自身的任务，但这些他们却不愿去做。老百姓在不规范的市场经济里总是吃亏，交易主体的不平等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官员们只是盯着经济数据，大而化之，并不关注老百姓的财富增加多少。

 

第二，不可否认，政府也有自己的利益，但如果官员们总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那么财富分配机制和交换机制都要大打折扣。人人都说中国是高储蓄国家，但最大储蓄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一般的老百姓的储蓄是被迫的储蓄。在中国，私人储蓄占个人财产的总额很高，这不是因为中国老百姓是“守财奴”，而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必须要防天灾，防老、防病以及及时的教育支出。正是因为如此，百姓们必需要储蓄，这些储蓄又通过金融系统低廉的转到政府和企业手中，形成巨额的资本，这些资本就成了巨额的投资或者游资。只有经济增长，这些巨额的资本才能真正的获益，但是，另一种途径也可以获得利润。从90年代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路几乎被釜底抽薪，被迫开拓财路，经营城市化就成了地方政府的几近唯一选择。因为土地能够卖钱，相当于从银行获得了巨额资本，而在需求特别旺盛的情况下，这种以杠杆化的获取巨额资本的行为直接导致政府追求GDP数字。卖地很简单，而且卖房子还可以收重税，但如果要招商引资不仅仅需要培养和保护，还需要很久才能有收益，因此，地方政府必须以此才能“更有效率的”完成GDP的各项指标。但老百姓的收入似乎并没有提到真实操作层面上来，所以老百姓整天埋怨房价高，但看看高房价的成本构成，就很清楚房价为何这么高了。两会代表已经说出了实情：土地出让金和60多项税收，已经足以支起高房价了，何况还有很多投机性因素和企业利润、银行利息呢。

 

第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理想主义破灭后，对于金钱的现实追求推动了GDP主义的兴起。全社会的物品的货币化或者说商品化更是将这股思潮推向了历史的顶峰。虽然这股思潮是为市场经济做铺垫，但确实也助长了重金主义的情绪。地方政府追求招商引资，老百姓则是追求现实的金钱，这一点并没有错，错在在逐步的市场过程中，一些掌握各种资源的人获得了巨大的好处，而一些没有半点权力的人也获得了好处，但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优势行业垄断很强，弱势产业民企资本过剩。允许民间资本投资的领域一窝蜂地投；投资受限的领域，尤其是电讯、金融保险、教育、医疗健康等高端服务业，投资和供给却不足。因此，不培养更多的民营企业与这些高端产业的垄断企业竞争，不增加百姓的收入，GDP主义就难以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