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手高悬霸主鞭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一百余帮六千余艘漕船运输数百万石粮米，不远千里如期抵达通州城下，已经是焦头烂额，到了目的地后，还要被户部设在通州的坐粮厅剥下一层皮。本来极不合理，押运官、领运官及运丁们不得不忍受这种侵夺，因为坐粮厅官员们一双双黑手持生杀大权，验收合格与否由他们说了算，正像毛泽东主席在《七律·到绍山》那首诗中，回忆黑暗社会地主豪绅欺压穷苦农民的惨重情景时，写的那句“黑手高悬霸主鞭”一样，运丁们惨遭漕粮验收过程中的横肆剥削。这种苦育与“骈阗水驿万艘屯，挽粟舟多人语喧”的通州运河辉煌气象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说漕船通过淮河时已经遭到剥掠，就举到达通州交付时被侵扣的各种消费，便可见运丁苦楚了。
嘉庆四年（1799年），通州漕运中存在的陋规有：停船费，每帮300文；通州各衙门出差（即书吏，各官署雇员，承办例行公事）杂费，每帮交银200––––300两不等。具体杂费是投文（向坐粮厅呈递交粮文书）饭食银，每船1．5两；在通州河段遇浅滩排队停船，每船要交给浅滩处管理 位银2两；呼船去验收的饭食费，每船需银3两；舍人（掌撰似文稿、记载事情），在验米时记录费和各漕署杂费，每船需付银8两；仓场收储手绪费，每船交银2两；坐粮厅验收文书纸张并饭食费，每船交银2两；投交验收单据费，每船银5钱；漕船投文批验费，每船口1两；向坐粮厅投验收全单费，每船交银5钱；向京仓交纳 、 仓库费，每船交饭食费2两；到通州河段遇浅停船，雇佣人夫临时疏淤，每船交银6两；验收合格，需要地斛量数额，每船付经纪银30两；还有很多没有计算在内。据五年（1800年）湖北巡抚高杞将该省各漕帮到通州交纳粮米的陋规，列出项目单向皇上奏报并请求革除，所用杂费每帮交银“一千四百三四十两不等”。 勒索给运军丁夫造成极大的苦难，而又不得不忍痛交付。不然，不知道那道关节不通，而落得漕粮不合格，就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上述说的是各地漕帮到通州交粮所遭受的期凌和苛索。就通州本地而言，运户也不例外。天津到通州，溯流而上，河水散漫，浅滩细流的地方不少。要确保漕帮准时抵通交粮，及时疏浚河流也往往超期误漕。所以在通津间添设驳船1500只（各阶段不等），专为转运越浅。每驳运100石米，只给旗丁（满族人运夫）饭食米5斗。旗丁运费不足，就盗漕米补足。通州和武清等政府官员不敢追缴特殊国民––––旗人（受朝廷保护），使漕粮受到损失。后来仓场总督石文柱奏请裁革此制，改由运丁交地亩银给粮厅，再四坐粮厅发给运丁，要运丁自雇驳船，而每丁只给银一二两，有的运丁将这笔钱当作茶果饭食费，坐郭安逸，强迫民船驳运，每运100石米，扣银5至6两，又扣饭米2石，耗米2石，约费银9两。如此勒卡，使被雇民船苦不堪言。
上面所说情况，皇帝不是不知，也不是不想禁绝，清仁宗就曾告诫大臣们：“朕闻通州北坝（石坝、土坝码头）等处，奸胥 役积惯盘剥，旗丁交米，费用甚大有钱者先总，无钱者留，吹求米色，抛撒升合，种种积弊。转瞬新漕抵通，朕必亲派大臣、侍卫等，前往稽查密访，倘有弊端，则惟达庆、邹炳泰是问。（117）结果漕弊照旧，祸患不已。光是漕费茶果银，仓场满、汉侍郎各1人，每年就各得2400两，坐粮厅满、汉各1人，每年各得2200两，通济库使满汉各1人，每年各得200两，库吏各120两，全部出在漕船杂费之中。
运军旗丁忍受不了这种坑害，便串通巡查官兵，给漕粮用药使水。这种药叫“五虎下西川”，在到通州前用此药提水喷洒在粮米之中，米粒发涨。卖药的叫场秉濂，改德。将涨出部分粮米盗卖得银，准备到通州交付杂费。为了提早做好被卡准备，从南方随漕装带许多土特产品，到通州后交粮前出售，将卖得银两备足，伸脖等着管漕官吏下刀。
另外，在明卡硬要的同时，还暗中施谋，迫使运丁以银贿赂。比如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命在通州铸的斛，小底大口，用来验称漕粮交纳数额，斛底很平，但是斛口大，边沿宽。掣斛厅吏役管过斛的叫甲头，也叫花户，用这类斛量米时，故意要米出尖而不撒，这样一量，一斛就能多量出几升，量10斛可多量出1斛米，使应交漕粮亏1斛。押运官和贪运官害怕亏粮受重罚，于是掏银贿吏，要过斛吏员量平斛，即要粮米与斛口平，漕粮数额不令亏少。乾隆八年（1743年），因过斛旗丁反映很大，清高宗下令铸造小口斛，底大口小，花户在过斛时作弊危害也小多了。
由于通州坐粮厅官吏营私舞弊，使国库漕粮大受其害。据嘉庆十四年（1809年）计，通州大运西仓“地”字库就短少白米700余石，中仓“法”字库就短少白米400余石，约计一库短有“百余石，数百石及千余石不等，米色亦多不纯。”（118）西仔当时有米52 （库房），只抽查13 ，就短米达8500余石；中仓存米26 ，只抽查5 ，就短米1100余石。所以亏损，完全因官贪吏 所致，盘踞西、中二仓的满族仓书（管张的吏员）高添风、满族甲斗（花甲）张连芳，肆行无忌，受贿私出假帐黑档，掩盖验收亏空。仓监督满族楞额、汉族仓监督王通等中饱私囊，纵容舞弊，沆瀣一气。黑手高悬漕霸鞭不仅使运丁悲苦万分，而且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
北端码头何其多
京杭大运河北端通州，历史上是中国北方政治中心，军事重镇和北国首都、全国首善之区的东郊门户，是南下江南、北通边塞的水陆要冲，历而在京通间修了多条运河。由于水性和水土的原因，运河河口和大运河通塞多有变化，因此造成大运河北端码头随而变移，形成了不少码头，这在全国各地包括许多利用自然河流运输在内，于一条河流上一地设置码头数量为首屈一指。码头是漕粮转运和各类物资卸装船只停靠河岸的主要设施。通州运河码头有砖石阶状式、土岸排桩式和自然河床跳板式，以第三种形式为多。
通州码头。从东汉上谷太守王霸奏请朝廷开辟与温榆河漕运的情况分析，在秦及西汉时，温榆河还没有利用漕运。而秦始皇时就已经用沽水（潞河）漕运济边，可知当年漕粮只运到今通州城附近的河岸，便由陆路转运了。温榆河自古在通州城北汇,温检河河口阿近即是秦时漕运的码头。看来，今通州城附近河岸就在秦汉时已经存在一个码头了，这是自然河流，上形成的码头。当然，东汉王霸北击乌丸和汉末曹操再征乌丸（亦称乌桓）用潞河运粮的北端码头，也该是今通州了。
金天德三年，海陵王兴建首都––––中都城（燕京），开始整治潞河，以便接运淮河、秦岭以北的粮物到通州，再陆运至中都。当时通州城在今州城旧城东北部，城北有高梁河东支（今通惠河），在大定间曾被开辟为闸河，用来转运物资入中都。这时的码头才真正成为运河漕运码头，而且就在州城之东，位置不像以前那样模糊了。元代一直用解白河接运直沽（今天津）南的御运漕运，然后由坝河转运到大都城边。可见，元时的通州城东北白河与温榆河会合处，也是漕运码头所在地。近年年在北马庄附近施工中，出土了大批的元代钓定瓷片，是码头上人们餐饮具坏了后随手扔弃的结果，表明了这里是码头。虽然距通州城稍远一些，但说是通州码头也不为错。
明嘉靖七年，巡按直隶（今河北省大部）监察御史––––巡仓御史吴仲，主持重修可工程成功，并疏浚了白河，将元代通惠河河口从张家湾北到通州城北，通州城东成为转运漕粮的重地。当时建有2座码头，一座设在州城东北通惠河口以南运河西岸，即今卧虎桥南端的石坝遗址公园处，由条石筑成，顺河长20丈（合今60米），宽11丈（合今33米），高1．6丈（合今4．8米），砌成180步台阶，伸入河底，以还应水位升降时漕船停靠。这是大运河北端的码头，标志着京杭大运河自此开端。因这座码头由石砌成，故称石坝码头，简称石坝，俗称北坝。与此同时，在通惠河口南侧的葫芦头，这处开阔水泊东岸，也建有1座阶式石坝，漕粮由此装上驳船，经通惠河向北京转运，这也是石坝码头的组成部分，卸粮坝在运河北端，装粮坝在闸河东端，一卸一装形成了石坝码头。
同时建置的另一座码头叫土坝码头，是向通州皇仓转运漕粮的码头。位于通州旧城东门外迤南的运河西岸，郎今东关大桥西端迤北的土坝街的地方。顾名思义，地坝码头没有筑物，但又是坝式码头，不是自然式的码头。因此应是以排桩挡土岸，既防河水冲涮改易，又便漕船靠岸卸粮。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户部郎中于仕廉主持疏浚挑挖通州城东、南护城河，以便由此用船转运漕粮至旧城南门外入中仓，至新城南门外入西仓。他还在此重修旧坝，防备运河侵袭。那么，在通州城的新、旧南门城楼外的护城河岸，也应各有1座小型漕运码头，为大运中仓、西仓的专用皇粮码头。
除了漕运码头，通州城外还有民用码头和客船码头。民用码头是商业码头，也可称百货码头。位于今东关大桥以南的运河西岸，在旧日东关浅滩以南。因这片浅滩干旱季节流细水深，仅容单船行驶，商船不准与漕船争路，故被拦在浅滩以南。商业船只比漕船数量要多得很，而且自由交易，假如按货物类别分段停泊，也是比较松散，不可能集中像漕船挨次验收那样。因此，这里的百货码头很笥，大约从今北京橡胶十厂南端起，到上营村处，长达千米左右，近年在施工中自岸边发现的堆房货栈所用的大型苫垛石，就是很重要的实物见证。叫做粮食市折街巷就在这座码头的旁边，也是个有力的证明。此外，旧日东关大街（今赵登禹大街）在州城东门外而又向东南转去，与运河平行，这与北京城及郊区县城城关大街在城内大街延长线上大不一样，其形成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大运河北端商业码头狭长造成的。这里的大型码头也只能是自然性质的码头了。
在清康熙朝，曾有多年允许货船走通惠河，而且大力治理通州运河，使货船也能北行到通惠河口以此。这样，商船又在卧虎桥北运河西岸停靠了。所以在那里又形了1座商业码头。在今永面镇下关一带有骆驼店、茶叶货栈、盐滩，足以表明那里有民用货船码头。
至于客船码头，则在货船码头之南了，大约在永顺镇的小圣庙转村及大棚村一带。小圣庙又称小神庙，在运河西岸（老运河道），供奉龙王，来往旅客多在此上香，有的为一路平安而上岸祭拜，再上船南下。香火很盛，表明在这里上、下船的人很多，于此形成不小的市场，渐成一个较大的村庄，以庙而名。旁边的大棚村是由关帝庙前的大茶棚而名，来往商旅于此上香饮茶，再登船或者上京。这都说明了这里是大运河北端的客船码头。虽距州城稍远一些，说是通州码头也不为过。
除此之外，在今北关闸附近还有一个宫廷专用的码头，叫黄船坞。宫廷御用物品需要向江南购置的，都在在这里发船或由此转运至京城。在皇木厂东侧有2处朝廷专用的码头，一处是建北京从南方运来贵重木材从此上岸的地方，应该称作皇木码头，皇木厂村就是以存放皇木而名；另一处是稍南的水运南方所造金砖上岸的处所，可称作金砖码头，旁边的金砖厂小居民区地是由此而名。这两处朝廷专用砖头毗连，是建北京的砖木建材，都是明嘉靖七年时从张家湾北迁到此。
在通州城西竹木厂村南的通惠河北岸，曾有一处大水塘，那里是明、清南方运来建北京用的竹竿、杉、篙上岸，存放转运的地方，是官民合用的码头，村以码头而名，也应看作通州码头。如果算上北关、东关摆渡的对岸小小码头，通州码头的数量可就更多了。固然，江南一些小城的码头还要多，但那不是一条河，与通州诸多码头没有可比性，石能同日而语，相提并论，通州码头源远流长，通州码头之多不仅繁荣了这座壮美的城市，而且繁荣了这座城市的运河文化。
张家湾一带的码头窝
由河流的变化和运河的开凿以及北京的门户等因，造就了通州城边的码头群，同样因由，使张家湾一带产生了不少码头伙伴。
明代诗人王问，嘉靖十一年进士，在京曾住工部郎中，主管修造车驾事，很不得意，在《张家湾送客》诗中道：“旅舍临官陌，秋风一惘然。”（119）写出他在张家湾送友人乘舟南去，在去北京官道旁的州住了一夜，彻夜长谈前途和离别之情。那时的漕运码头及百货码头都北迁到通州城下，为什么他到张家湾来送客坐船南归呢？可见这里有一处客船码头。此外，清清熙间琉球国副贡使杨联桂死在北京后，埋葬在张家湾、曹雪芹祖父曹寅在张家湾城南门花枝巷设本银700两的当铺，都表明了在张家湾有一处运河北端的客船码头。这处码头就在今张家湾城西门外迤南的大苇塘地方。
说来话长，这客船码头应该在辽代统和间开完萧太后运粮河时就形成了，但不是客船码头，而是漕运码头。辽时从辽东水运来的粮物由此转运于萧太后运粮河而至陪都南京。此处以北是萧太后的养马圈，数千匹马在此牧养，需要大批草料，从东北运来的粮食于此卸留一部分，一方面供军马食用，一方面供常后大臣至延芳淀游幸之需。这里必然形成码头，元代定都燕京，派万户侯张宣督领海运漕粮到此，再陆路转运至大都，这里仍然用为漕运码头。至元三十年，郭守警主持开凿通惠河成功，海运和河运漕粮由通惠河梯航至大都，漕运码头北迁到张家湾城东的通惠河口，而这里便成为大运河北端的客运码头。四方贡使，大使出国，官员上任回朝，南方举子赶考进士、来往商旅等人，凡是走水路的，出入北京都在这里登岸上船，所以这里声歌弦唱相闻，甚为繁盛。直到清嘉庆十三年运河北端一段河道彻底改易（今北运河）为止。至今留下了水面较大的苇塘。
皇家专用码头在通惠河口两岸，都在大运河的西岸。通惠河口南面及迤西位置，是漕运码头，元代通惠河开后始形成，漕粮由此或经通惠河转运至大都，或陆路转运至大都。此码头一直沿到明嘉靖七年通惠河口北移通州止。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就是保卫大运河运输线和北京而抢筑张家湾城。
通惠河口北元时先是百货码头，从南方和外国进口而来的各种货物都在此转运，或陆成水，运往大都。明初建都南就，漕粮码头和商业码头依在，近年在此施工取土，出土了无数元代和明初期的各类南方瓷片，层层迭迭，下层是元代的龙泉、集壁、耀州、磁州等诸窑系的瓷片，上层是景德镇的瓷片，数不胜数，密密麻麻，好生可观。这充分证明这时百瓷器集散地，是运河北端的大码头。
永乐间建北京，从南方水运来的珍贵木材、精美的花斑石、美味的江米和海边的食盐，也都在今张家湾城东、大运河的西岸上岸存储，在这里批发或转运，因而分别形成了几处专用码头。有皇木、花斑石、盐、江米等诸皇家专用码头。诸码头北面是数百头的骆驼店，配套成龙，面积很大。分别设置了皇木厂，花板石厂（在此将方城毛石开板加工，备官室需用），上下盐厂和江米店，形成了5处小聚落，因皇木厂影响大，于是后来代为村名。皇木厂当年栽植的槐树还剩下一株，主干胸径1．5米，铁干钢枝，树冠如伞，枝繁叶茂，是皇木厂的见证，是通州区的文物保护单位。还有盐厂处出土的船跳板，木桩和花板石厂处出土的40任块竹叶纹石灰岩块石，都是当年大运河北端皇家码头的见证。清嘉庆十三年张家湾运河改道，这里的码头废弃了，唯有盐码头尚设在此。
今张湾镇村古时称长店。“长店”不是指这里有一处旅店或饭店的建筑物特别长，而是沿着大运河右岸有一条长街，街两侧建了许多州旅店饭店和商店，鳞次栉比，约有1000任米长，且多是由回民经营，为北运河两岸店舍排列最长的一条街，故此称长店。长店街东侧就是大运河，岸边有众多的货栈。这里又是一处大型码头，为商业杂货专用的民用码头。长店西面就是街市。此码头形成于元代，消失于运河改道之时。
上述张家湾的各个码头，历史上称作下码头，是处在大运河下游的位置而名。由此及彼，因而要今人想到一定会有上码头。不错，在明代中期，由于通惠河久治而不彻底，面来漕粮只能地张家湾转运，陆路运至通仓和京仓，十分艰难困苦。便疏浚大运河，因沙岸易冲，水流漫散，也很难治理。经过努力，就由张家湾向北疏浚了一段，到了今张家湾镇北码头的地方。再往北更难疏通了，漕船只可行到此处，然后陆路转运漕粮到就、通仓。于是，在此设了漕运码头，西岸码头大，是转运入京、通仓的；东岸码头小，是转运东北边关军队的，形成西、东2处码头，这2处码头居运河上游，故名上码头。形成村落后以码头而名。1981年，以今漷县镇运河边也有一村名马（码）头，就将此村名称胡改为北马（码）头了。
人们以为张家湾一带古时有上、下两处码头，其实还有一处中码头，在今张家湾镇土桥村东，这是皇家专用码头，专门卸存南方水运来的建设北京的城砖。从船上卸上岸的城砖存放在河西畔，称作砖厂，运砖的车户和商贩渐渐形成一村，以砖厂而名，今土桥村北的砖厂村就是这样形成的。近年在土桥村西高楼金村中出土明代成化间戴芳墓志铭，记述着他在张家湾中码头兴业的事迹。
今张家湾镇的里二泗村，汉代以来就在潞边右岸。元代京杭大运河通航后，漕船穿行在村北。明代嘉靖间村西北的运河南岸，建造一座巨大庙宇，叫佑民观，是北京白云观的下院。庙中供祭天妃圣母娘娘神象，过往商旅以为她能佑民护航，便纷纷入庙进香。每年举办两次庙会，更是人山人海，享祀华北。庙北向临河，河边庙前一座巨大四柱三楼式木牌楼，上面康熙皇帝题匾为“保障漕河”。香客多而广，往往在庙旁住店，因此在经岸形成一村称上店（潞城镇城运河边还有一村称下店）。这里有一处客货码头，方便香众商贩。
另外，在张家湾镇的瓜厂村西集镇的辛集村、和合站村、漷县镇的东马头村、台湖镇的新河村、马驹桥镇、永乐店镇陈辛庄等都曾设过漕运或商业码头。
人们常以同伙为一窝儿，其不想任何事物都有群体，都有窝儿，张家湾一带的运河码头不就成窝了吗？可惜，“革命”彻底，于今一座码头也不复存在了，连个影子都见不到，然而码头的文化却永久地留在人间。
闸坝中的科学
今天的通州区内，为了蓄水抗旱，为了截流灌溉，在潮白河、北运河、凉水河、凤港河以及大大小小的沟渠上，建了许多的水闸，大多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电动或手摇闸板、旋长降。近些年，又兴起橡胶坝之风，庞然大物，横亘河中，都是现代化手段构筑和制造的。但基本上只有个功能，就是蓄水。要是行船，则必须重建了。在这点上，好像不如古代通州通惠河上的水闸了，因为那时的水闸有两个功能，既能蓄水，又可行船。截流蓄水固然是为漕运，但也能抗旱浇地，元朝时通惠河两岸农夫决水灌浇农田，使河水流量减少，影响漕运，朝廷曾屡予禁止。
金代闸河上的闸位和技术已无可考。但在1998年治理通惠河时于八里桥东发现一道柏木桩，则知金代闸的基础做法。元代通惠河上建了24座水闸，其中有4座在今通州城内。开始水闸都是木质结构，容易毁坏。在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六月，中书省（中共管行政）大臣奏报：“通州至大都运粮河闸，始务速成，故皆用木，岁久木朽，一旦俱败，然后致力，将见不胜其劳。今为永固计，宜用砖石，以次修治。”武宗从纳，开始将木闸逐一改建成石闸。到了泰正四年（1327年），才改建完毕，一共历经4代皇帝16年。这其中，在延祜间（约1314––––1319年）改修通流上，下闸和广利上、下闸，至治三年（1323年）二月，完成了19座木闸的改建工程；泰定三年（1326年）八月，改建了通惠河上最重要的澄清闸（今北京后门桥西侧）。
看来通州城内的4座木闸最先发行成石闸。主要是因为要保养衡少的水源，闭严广利上闸，提广利下闸，放两闸之间水入白河，始修下闸。此闸最难修，与白闰相关工无几，需要在闸外打坝，往白河淘水，才能筑闸基，修闸身。改建竣工后再闭严通流下闸，提广利上闸，放水入尾段河道内，再入白河。使广下面无水，此闸也很难修，因为其上游是宽阔湖水，距离又长下能放净，还要保留不使流失。须在此闸上面打坝，向外水，使闸下无水，才能改建。如此挨次由下游向上游一道道闸改建。过了通流上闸，除澄清上闸外，基他闸就好修了，因上闸水一放就干，不必打坝淘水了。若不是从下游开始动工，而是从上游动，要么将河水全部放干，使水源流失，要么就道道闸打南京淘水，费力费工，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
至于元时通惠河上今通州区内的4闸位置，前面已经论述过了，那么其余20座闸位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