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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手高悬霸主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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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八通灵灵七
时间:
14-10-9 14:44
标题:
黑手高悬霸主鞭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一百余帮六千余艘漕船运输数百万石粮米,不远千里如期抵达通州城下,已经是焦头烂额,到了目的地后,还要被户部设在通州的坐粮厅剥下一层皮。本来极不合理,押运官、领运官及运丁们不得不忍受这种侵夺,因为坐粮厅官员们一双双黑手持生杀大权,验收合格与否由他们说了算,正像毛泽东主席在《七律·到绍山》那首诗中,回忆黑暗社会地主豪绅欺压穷苦农民的惨重情景时,写的那句“黑手高悬霸主鞭”一样,运丁们惨遭漕粮验收过程中的横肆剥削。这种苦育与“骈阗水驿万艘屯,挽粟舟多人语喧”的通州运河辉煌气象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说漕船通过淮河时已经遭到剥掠,就举到达通州交付时被侵扣的各种消费,便可见运丁苦楚了。
嘉庆四年(1799年),通州漕运中存在的陋规有:停船费,每帮300文;通州各衙门出差(即书吏,各官署雇员,承办例行公事)杂费,每帮交银200––––300两不等。具体杂费是投文(向坐粮厅呈递交粮文书)饭食银,每船1.5两;在通州河段遇浅滩排队停船,每船要交给浅滩处管理 位银2两;呼船去验收的饭食费,每船需银3两;舍人(掌撰似文稿、记载事情),在验米时记录费和各漕署杂费,每船需付银8两;仓场收储手绪费,每船交银2两;坐粮厅验收文书纸张并饭食费,每船交银2两;投交验收单据费,每船银5钱;漕船投文批验费,每船口1两;向坐粮厅投验收全单费,每船交银5钱;向京仓交纳 、 仓库费,每船交饭食费2两;到通州河段遇浅停船,雇佣人夫临时疏淤,每船交银6两;验收合格,需要地斛量数额,每船付经纪银30两;还有很多没有计算在内。据五年(1800年)湖北巡抚高杞将该省各漕帮到通州交纳粮米的陋规,列出项目单向皇上奏报并请求革除,所用杂费每帮交银“一千四百三四十两不等”。 勒索给运军丁夫造成极大的苦难,而又不得不忍痛交付。不然,不知道那道关节不通,而落得漕粮不合格,就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上述说的是各地漕帮到通州交粮所遭受的期凌和苛索。就通州本地而言,运户也不例外。天津到通州,溯流而上,河水散漫,浅滩细流的地方不少。要确保漕帮准时抵通交粮,及时疏浚河流也往往超期误漕。所以在通津间添设驳船1500只(各阶段不等),专为转运越浅。每驳运100石米,只给旗丁(满族人运夫)饭食米5斗。旗丁运费不足,就盗漕米补足。通州和武清等政府官员不敢追缴特殊国民––––旗人(受朝廷保护),使漕粮受到损失。后来仓场总督石文柱奏请裁革此制,改由运丁交地亩银给粮厅,再四坐粮厅发给运丁,要运丁自雇驳船,而每丁只给银一二两,有的运丁将这笔钱当作茶果饭食费,坐郭安逸,强迫民船驳运,每运100石米,扣银5至6两,又扣饭米2石,耗米2石,约费银9两。如此勒卡,使被雇民船苦不堪言。
上面所说情况,皇帝不是不知,也不是不想禁绝,清仁宗就曾告诫大臣们:“朕闻通州北坝(石坝、土坝码头)等处,奸胥 役积惯盘剥,旗丁交米,费用甚大有钱者先总,无钱者留,吹求米色,抛撒升合,种种积弊。转瞬新漕抵通,朕必亲派大臣、侍卫等,前往稽查密访,倘有弊端,则惟达庆、邹炳泰是问。(117)结果漕弊照旧,祸患不已。光是漕费茶果银,仓场满、汉侍郎各1人,每年就各得2400两,坐粮厅满、汉各1人,每年各得2200两,通济库使满汉各1人,每年各得200两,库吏各120两,全部出在漕船杂费之中。
运军旗丁忍受不了这种坑害,便串通巡查官兵,给漕粮用药使水。这种药叫“五虎下西川”,在到通州前用此药提水喷洒在粮米之中,米粒发涨。卖药的叫场秉濂,改德。将涨出部分粮米盗卖得银,准备到通州交付杂费。为了提早做好被卡准备,从南方随漕装带许多土特产品,到通州后交粮前出售,将卖得银两备足,伸脖等着管漕官吏下刀。
另外,在明卡硬要的同时,还暗中施谋,迫使运丁以银贿赂。比如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命在通州铸的斛,小底大口,用来验称漕粮交纳数额,斛底很平,但是斛口大,边沿宽。掣斛厅吏役管过斛的叫甲头,也叫花户,用这类斛量米时,故意要米出尖而不撒,这样一量,一斛就能多量出几升,量10斛可多量出1斛米,使应交漕粮亏1斛。押运官和贪运官害怕亏粮受重罚,于是掏银贿吏,要过斛吏员量平斛,即要粮米与斛口平,漕粮数额不令亏少。乾隆八年(1743年),因过斛旗丁反映很大,清高宗下令铸造小口斛,底大口小,花户在过斛时作弊危害也小多了。
由于通州坐粮厅官吏营私舞弊,使国库漕粮大受其害。据嘉庆十四年(1809年)计,通州大运西仓“地”字库就短少白米700余石,中仓“法”字库就短少白米400余石,约计一库短有“百余石,数百石及千余石不等,米色亦多不纯。”(118)西仔当时有米52 (库房),只抽查13 ,就短米达8500余石;中仓存米26 ,只抽查5 ,就短米1100余石。所以亏损,完全因官贪吏 所致,盘踞西、中二仓的满族仓书(管张的吏员)高添风、满族甲斗(花甲)张连芳,肆行无忌,受贿私出假帐黑档,掩盖验收亏空。仓监督满族楞额、汉族仓监督王通等中饱私囊,纵容舞弊,沆瀣一气。黑手高悬漕霸鞭不仅使运丁悲苦万分,而且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
北端码头何其多
京杭大运河北端通州,历史上是中国北方政治中心,军事重镇和北国首都、全国首善之区的东郊门户,是南下江南、北通边塞的水陆要冲,历而在京通间修了多条运河。由于水性和水土的原因,运河河口和大运河通塞多有变化,因此造成大运河北端码头随而变移,形成了不少码头,这在全国各地包括许多利用自然河流运输在内,于一条河流上一地设置码头数量为首屈一指。码头是漕粮转运和各类物资卸装船只停靠河岸的主要设施。通州运河码头有砖石阶状式、土岸排桩式和自然河床跳板式,以第三种形式为多。
通州码头。从东汉上谷太守王霸奏请朝廷开辟与温榆河漕运的情况分析,在秦及西汉时,温榆河还没有利用漕运。而秦始皇时就已经用沽水(潞河)漕运济边,可知当年漕粮只运到今通州城附近的河岸,便由陆路转运了。温榆河自古在通州城北汇,温检河河口阿近即是秦时漕运的码头。看来,今通州城附近河岸就在秦汉时已经存在一个码头了,这是自然河流,上形成的码头。当然,东汉王霸北击乌丸和汉末曹操再征乌丸(亦称乌桓)用潞河运粮的北端码头,也该是今通州了。
金天德三年,海陵王兴建首都––––中都城(燕京),开始整治潞河,以便接运淮河、秦岭以北的粮物到通州,再陆运至中都。当时通州城在今州城旧城东北部,城北有高梁河东支(今通惠河),在大定间曾被开辟为闸河,用来转运物资入中都。这时的码头才真正成为运河漕运码头,而且就在州城之东,位置不像以前那样模糊了。元代一直用解白河接运直沽(今天津)南的御运漕运,然后由坝河转运到大都城边。可见,元时的通州城东北白河与温榆河会合处,也是漕运码头所在地。近年年在北马庄附近施工中,出土了大批的元代钓定瓷片,是码头上人们餐饮具坏了后随手扔弃的结果,表明了这里是码头。虽然距通州城稍远一些,但说是通州码头也不为错。
明嘉靖七年,巡按直隶(今河北省大部)监察御史––––巡仓御史吴仲,主持重修可工程成功,并疏浚了白河,将元代通惠河河口从张家湾北到通州城北,通州城东成为转运漕粮的重地。当时建有2座码头,一座设在州城东北通惠河口以南运河西岸,即今卧虎桥南端的石坝遗址公园处,由条石筑成,顺河长20丈(合今60米),宽11丈(合今33米),高1.6丈(合今4.8米),砌成180步台阶,伸入河底,以还应水位升降时漕船停靠。这是大运河北端的码头,标志着京杭大运河自此开端。因这座码头由石砌成,故称石坝码头,简称石坝,俗称北坝。与此同时,在通惠河口南侧的葫芦头,这处开阔水泊东岸,也建有1座阶式石坝,漕粮由此装上驳船,经通惠河向北京转运,这也是石坝码头的组成部分,卸粮坝在运河北端,装粮坝在闸河东端,一卸一装形成了石坝码头。
同时建置的另一座码头叫土坝码头,是向通州皇仓转运漕粮的码头。位于通州旧城东门外迤南的运河西岸,郎今东关大桥西端迤北的土坝街的地方。顾名思义,地坝码头没有筑物,但又是坝式码头,不是自然式的码头。因此应是以排桩挡土岸,既防河水冲涮改易,又便漕船靠岸卸粮。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户部郎中于仕廉主持疏浚挑挖通州城东、南护城河,以便由此用船转运漕粮至旧城南门外入中仓,至新城南门外入西仓。他还在此重修旧坝,防备运河侵袭。那么,在通州城的新、旧南门城楼外的护城河岸,也应各有1座小型漕运码头,为大运中仓、西仓的专用皇粮码头。
除了漕运码头,通州城外还有民用码头和客船码头。民用码头是商业码头,也可称百货码头。位于今东关大桥以南的运河西岸,在旧日东关浅滩以南。因这片浅滩干旱季节流细水深,仅容单船行驶,商船不准与漕船争路,故被拦在浅滩以南。商业船只比漕船数量要多得很,而且自由交易,假如按货物类别分段停泊,也是比较松散,不可能集中像漕船挨次验收那样。因此,这里的百货码头很笥,大约从今北京橡胶十厂南端起,到上营村处,长达千米左右,近年在施工中自岸边发现的堆房货栈所用的大型苫垛石,就是很重要的实物见证。叫做粮食市折街巷就在这座码头的旁边,也是个有力的证明。此外,旧日东关大街(今赵登禹大街)在州城东门外而又向东南转去,与运河平行,这与北京城及郊区县城城关大街在城内大街延长线上大不一样,其形成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大运河北端商业码头狭长造成的。这里的大型码头也只能是自然性质的码头了。
在清康熙朝,曾有多年允许货船走通惠河,而且大力治理通州运河,使货船也能北行到通惠河口以此。这样,商船又在卧虎桥北运河西岸停靠了。所以在那里又形了1座商业码头。在今永面镇下关一带有骆驼店、茶叶货栈、盐滩,足以表明那里有民用货船码头。
至于客船码头,则在货船码头之南了,大约在永顺镇的小圣庙转村及大棚村一带。小圣庙又称小神庙,在运河西岸(老运河道),供奉龙王,来往旅客多在此上香,有的为一路平安而上岸祭拜,再上船南下。香火很盛,表明在这里上、下船的人很多,于此形成不小的市场,渐成一个较大的村庄,以庙而名。旁边的大棚村是由关帝庙前的大茶棚而名,来往商旅于此上香饮茶,再登船或者上京。这都说明了这里是大运河北端的客船码头。虽距州城稍远一些,说是通州码头也不为过。
除此之外,在今北关闸附近还有一个宫廷专用的码头,叫黄船坞。宫廷御用物品需要向江南购置的,都在在这里发船或由此转运至京城。在皇木厂东侧有2处朝廷专用的码头,一处是建北京从南方运来贵重木材从此上岸的地方,应该称作皇木码头,皇木厂村就是以存放皇木而名;另一处是稍南的水运南方所造金砖上岸的处所,可称作金砖码头,旁边的金砖厂小居民区地是由此而名。这两处朝廷专用砖头毗连,是建北京的砖木建材,都是明嘉靖七年时从张家湾北迁到此。
在通州城西竹木厂村南的通惠河北岸,曾有一处大水塘,那里是明、清南方运来建北京用的竹竿、杉、篙上岸,存放转运的地方,是官民合用的码头,村以码头而名,也应看作通州码头。如果算上北关、东关摆渡的对岸小小码头,通州码头的数量可就更多了。固然,江南一些小城的码头还要多,但那不是一条河,与通州诸多码头没有可比性,石能同日而语,相提并论,通州码头源远流长,通州码头之多不仅繁荣了这座壮美的城市,而且繁荣了这座城市的运河文化。
张家湾一带的码头窝
由河流的变化和运河的开凿以及北京的门户等因,造就了通州城边的码头群,同样因由,使张家湾一带产生了不少码头伙伴。
明代诗人王问,嘉靖十一年进士,在京曾住工部郎中,主管修造车驾事,很不得意,在《张家湾送客》诗中道:“旅舍临官陌,秋风一惘然。”(119)写出他在张家湾送友人乘舟南去,在去北京官道旁的州住了一夜,彻夜长谈前途和离别之情。那时的漕运码头及百货码头都北迁到通州城下,为什么他到张家湾来送客坐船南归呢?可见这里有一处客船码头。此外,清清熙间琉球国副贡使杨联桂死在北京后,埋葬在张家湾、曹雪芹祖父曹寅在张家湾城南门花枝巷设本银700两的当铺,都表明了在张家湾有一处运河北端的客船码头。这处码头就在今张家湾城西门外迤南的大苇塘地方。
说来话长,这客船码头应该在辽代统和间开完萧太后运粮河时就形成了,但不是客船码头,而是漕运码头。辽时从辽东水运来的粮物由此转运于萧太后运粮河而至陪都南京。此处以北是萧太后的养马圈,数千匹马在此牧养,需要大批草料,从东北运来的粮食于此卸留一部分,一方面供军马食用,一方面供常后大臣至延芳淀游幸之需。这里必然形成码头,元代定都燕京,派万户侯张宣督领海运漕粮到此,再陆路转运至大都,这里仍然用为漕运码头。至元三十年,郭守警主持开凿通惠河成功,海运和河运漕粮由通惠河梯航至大都,漕运码头北迁到张家湾城东的通惠河口,而这里便成为大运河北端的客运码头。四方贡使,大使出国,官员上任回朝,南方举子赶考进士、来往商旅等人,凡是走水路的,出入北京都在这里登岸上船,所以这里声歌弦唱相闻,甚为繁盛。直到清嘉庆十三年运河北端一段河道彻底改易(今北运河)为止。至今留下了水面较大的苇塘。
皇家专用码头在通惠河口两岸,都在大运河的西岸。通惠河口南面及迤西位置,是漕运码头,元代通惠河开后始形成,漕粮由此或经通惠河转运至大都,或陆路转运至大都。此码头一直沿到明嘉靖七年通惠河口北移通州止。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就是保卫大运河运输线和北京而抢筑张家湾城。
通惠河口北元时先是百货码头,从南方和外国进口而来的各种货物都在此转运,或陆成水,运往大都。明初建都南就,漕粮码头和商业码头依在,近年在此施工取土,出土了无数元代和明初期的各类南方瓷片,层层迭迭,下层是元代的龙泉、集壁、耀州、磁州等诸窑系的瓷片,上层是景德镇的瓷片,数不胜数,密密麻麻,好生可观。这充分证明这时百瓷器集散地,是运河北端的大码头。
永乐间建北京,从南方水运来的珍贵木材、精美的花斑石、美味的江米和海边的食盐,也都在今张家湾城东、大运河的西岸上岸存储,在这里批发或转运,因而分别形成了几处专用码头。有皇木、花斑石、盐、江米等诸皇家专用码头。诸码头北面是数百头的骆驼店,配套成龙,面积很大。分别设置了皇木厂,花板石厂(在此将方城毛石开板加工,备官室需用),上下盐厂和江米店,形成了5处小聚落,因皇木厂影响大,于是后来代为村名。皇木厂当年栽植的槐树还剩下一株,主干胸径1.5米,铁干钢枝,树冠如伞,枝繁叶茂,是皇木厂的见证,是通州区的文物保护单位。还有盐厂处出土的船跳板,木桩和花板石厂处出土的40任块竹叶纹石灰岩块石,都是当年大运河北端皇家码头的见证。清嘉庆十三年张家湾运河改道,这里的码头废弃了,唯有盐码头尚设在此。
今张湾镇村古时称长店。“长店”不是指这里有一处旅店或饭店的建筑物特别长,而是沿着大运河右岸有一条长街,街两侧建了许多州旅店饭店和商店,鳞次栉比,约有1000任米长,且多是由回民经营,为北运河两岸店舍排列最长的一条街,故此称长店。长店街东侧就是大运河,岸边有众多的货栈。这里又是一处大型码头,为商业杂货专用的民用码头。长店西面就是街市。此码头形成于元代,消失于运河改道之时。
上述张家湾的各个码头,历史上称作下码头,是处在大运河下游的位置而名。由此及彼,因而要今人想到一定会有上码头。不错,在明代中期,由于通惠河久治而不彻底,面来漕粮只能地张家湾转运,陆路运至通仓和京仓,十分艰难困苦。便疏浚大运河,因沙岸易冲,水流漫散,也很难治理。经过努力,就由张家湾向北疏浚了一段,到了今张家湾镇北码头的地方。再往北更难疏通了,漕船只可行到此处,然后陆路转运漕粮到就、通仓。于是,在此设了漕运码头,西岸码头大,是转运入京、通仓的;东岸码头小,是转运东北边关军队的,形成西、东2处码头,这2处码头居运河上游,故名上码头。形成村落后以码头而名。1981年,以今漷县镇运河边也有一村名马(码)头,就将此村名称胡改为北马(码)头了。
人们以为张家湾一带古时有上、下两处码头,其实还有一处中码头,在今张家湾镇土桥村东,这是皇家专用码头,专门卸存南方水运来的建设北京的城砖。从船上卸上岸的城砖存放在河西畔,称作砖厂,运砖的车户和商贩渐渐形成一村,以砖厂而名,今土桥村北的砖厂村就是这样形成的。近年在土桥村西高楼金村中出土明代成化间戴芳墓志铭,记述着他在张家湾中码头兴业的事迹。
今张家湾镇的里二泗村,汉代以来就在潞边右岸。元代京杭大运河通航后,漕船穿行在村北。明代嘉靖间村西北的运河南岸,建造一座巨大庙宇,叫佑民观,是北京白云观的下院。庙中供祭天妃圣母娘娘神象,过往商旅以为她能佑民护航,便纷纷入庙进香。每年举办两次庙会,更是人山人海,享祀华北。庙北向临河,河边庙前一座巨大四柱三楼式木牌楼,上面康熙皇帝题匾为“保障漕河”。香客多而广,往往在庙旁住店,因此在经岸形成一村称上店(潞城镇城运河边还有一村称下店)。这里有一处客货码头,方便香众商贩。
另外,在张家湾镇的瓜厂村西集镇的辛集村、和合站村、漷县镇的东马头村、台湖镇的新河村、马驹桥镇、永乐店镇陈辛庄等都曾设过漕运或商业码头。
人们常以同伙为一窝儿,其不想任何事物都有群体,都有窝儿,张家湾一带的运河码头不就成窝了吗?可惜,“革命”彻底,于今一座码头也不复存在了,连个影子都见不到,然而码头的文化却永久地留在人间。
闸坝中的科学
今天的通州区内,为了蓄水抗旱,为了截流灌溉,在潮白河、北运河、凉水河、凤港河以及大大小小的沟渠上,建了许多的水闸,大多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电动或手摇闸板、旋长降。近些年,又兴起橡胶坝之风,庞然大物,横亘河中,都是现代化手段构筑和制造的。但基本上只有个功能,就是蓄水。要是行船,则必须重建了。在这点上,好像不如古代通州通惠河上的水闸了,因为那时的水闸有两个功能,既能蓄水,又可行船。截流蓄水固然是为漕运,但也能抗旱浇地,元朝时通惠河两岸农夫决水灌浇农田,使河水流量减少,影响漕运,朝廷曾屡予禁止。
金代闸河上的闸位和技术已无可考。但在1998年治理通惠河时于八里桥东发现一道柏木桩,则知金代闸的基础做法。元代通惠河上建了24座水闸,其中有4座在今通州城内。开始水闸都是木质结构,容易毁坏。在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六月,中书省(中共管行政)大臣奏报:“通州至大都运粮河闸,始务速成,故皆用木,岁久木朽,一旦俱败,然后致力,将见不胜其劳。今为永固计,宜用砖石,以次修治。”武宗从纳,开始将木闸逐一改建成石闸。到了泰正四年(1327年),才改建完毕,一共历经4代皇帝16年。这其中,在延祜间(约1314––––1319年)改修通流上,下闸和广利上、下闸,至治三年(1323年)二月,完成了19座木闸的改建工程;泰定三年(1326年)八月,改建了通惠河上最重要的澄清闸(今北京后门桥西侧)。
看来通州城内的4座木闸最先发行成石闸。主要是因为要保养衡少的水源,闭严广利上闸,提广利下闸,放两闸之间水入白河,始修下闸。此闸最难修,与白闰相关工无几,需要在闸外打坝,往白河淘水,才能筑闸基,修闸身。改建竣工后再闭严通流下闸,提广利上闸,放水入尾段河道内,再入白河。使广下面无水,此闸也很难修,因为其上游是宽阔湖水,距离又长下能放净,还要保留不使流失。须在此闸上面打坝,向外水,使闸下无水,才能改建。如此挨次由下游向上游一道道闸改建。过了通流上闸,除澄清上闸外,基他闸就好修了,因上闸水一放就干,不必打坝淘水了。若不是从下游开始动工,而是从上游动,要么将河水全部放干,使水源流失,要么就道道闸打南京淘水,费力费工,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
至于元时通惠河上今通州区内的4闸位置,前面已经论述过了,那么其余20座闸位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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